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为反对“文革“而就义的陆兰秀烈士

我与陆兰秀素不相识。我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被调到中共苏州市委工作时,才有机会从法院借来的七大卷所谓“罪证材料”中,看到她临刑前的照片上,那激愤的眼神,读到她多篇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的娟秀文字的。在“文化大革命”被吹捧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在现代迷信笼罩全国的恶劣环境下,被囚被斗,面临生死抉择的陆兰秀,竟能如此鲜明、如此深刻地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斥责“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其大智大勇,使我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不知为她流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没有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还是冒着风险为     

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往事简

1960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在校期间,我认真学习,只想毕业后早点工作,能减少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没想到1965年全国开展了“社教”运动,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滞留学校四五年后才分配工作。在清华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因质疑“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获罪

我一生经历过的最痛苦、最遗憾,也是最难忘的事,就是我曾因反对林彪把“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认为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搞形而上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干预、以肖力为领导的解放军报的决定,加上红卫兵小报的渲染,传播很广,当时和后来的一个时期,人们都以为我被打入了“死牢”,“永世不得翻身了”。我重新工作之后,报刊对这件事根据传闻曾经作过一些披露,但知道前因后果的人不多。好心的同志,特别是党史界的朋友们要我把它…     

贵州“文革”初期琐证

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文革”教训应继续探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我思考一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     

攀峰与穿雾(连载之七)

第四章　穿　　　雾正当我国渡过三年困难 ,经济逐步恢复并取得新的发展 ,全国又展现蓬勃生机的时候 ,迷雾却笼罩着祖国的葱笼大地 ,1 96 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丧失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机遇 ,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和景文靠边的时间都不长 ,有段时间我的担子还越来越重。回忆那段风雨历程 ,总叫人久久不能平静 !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个中滋味是颇不好受的。幸有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和指点 ,才没有遭到大的厄运 ,犯大的错误。回武汉定居后 ,有的老战友在闲谈中说 ,当前社…     

工农兵学员入北大

20世纪70年代,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我国高校,曾对招生制度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革命”,这就是你只要被推荐,不管文化程度高低、年龄大小,不经考试,就能进入大学上学,这些人被冠名以“工农兵学员”。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其发端在北京大学,“工农兵”上大学,其肇始也在北京大学。我是当年第一批进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略述在此。     

我的十年全国政协委员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以“知识分了”的身份被下放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冉教育”。在那段荒唐岁月,知识分子的称坩是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比较最无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所了解的陈伯达

“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国家计委研究室,而我当时任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与陈伯达交往颇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所作所为和为人处世的情况甚为了解。     

从国庆讲话到历史决议——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实现历史转折的前提,是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不能不涉及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认识——这势必要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总结历史的核心和难点问题,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历史任务,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担当起来了。     

"精神胜利法"圆我大学梦

我是当年上海市杨浦区重点中学吴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说是67届初中毕业,其实,因为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实际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在学校“逍遥”了两年,1968年到农村当了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几乎所有的知青一样,此时我的“大学梦”早就烟消云散。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我的音乐与生命同在”——记《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王双印

在“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曾有一支不分场合天天唱、人人唱的歌,那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被８亿人唱了１０年的歌,无疑创下了歌曲传唱的“世界之最”、“世纪之最”。许多人以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这首歌创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前,而且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热情关怀并帮助修改之后,正式推向全国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王双印和词作者李郁文,是我多年前在黑龙江结交的老朋友,是我所尊敬的两位颇有成就的音乐家。１９３２年,王双印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童年时常跟当地…     

亲历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1966年秋季,13岁的我刚进湖南临湘县二中读初一,便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等学校可以选派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且有可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因为从报刊电台传来的消息,自8月中旬以来,毛主席先后三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     

我曾“抢救”过作家林青

正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八岁的我正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的兴隆中学高中读书。到1967年的夏天,正当全国各地势不两立的两派“造反组织”进行“你死我活的厮杀”、老干部被批斗遭到残酷迫害的时候,我曾“策划”了一次“抢救”作家林青的行动。我因何要“抢救”作家林青?是在哪里进行的?最后是否“抢救”成     

1927年,大革命末期的一段珍贵史料

文化大革命中,孝感的个别造反派偶然发现了大革命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如获至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宣称：李汉俊、李书城,董必武、黄丹初,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是“叛徒、国民党特务”。这些“黑材料”给生者带来无情打击,给死者家属带来厄运。我父亲黄丹初也被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