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原生态舞蹈”在艺术教育中的传承与发展

“原生态舞蹈”艺术属于世界性民族文化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拥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15个独有的民族,无疑是一座巨大的丰富的民族艺术宝库。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基于云南地域“原生态舞蹈”怎样科学、正确的被引入到艺术教育的课堂之中。从而实现对云南地域“原生态舞蹈”的传承、保护与发展途径方法的多元化建构,使得这一民族传统艺术得以世代相传、不断流、不泯灭、不消亡。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一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一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一国家都不会消亡。     

创意与“变脸”：创意产业中民俗主义现象阐释

在今天,创意产业在各国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民族文化基层的民俗文化,在创意设计中往往承担着胚体的作用,民俗元素经过剪辑、重构,融入现代科技,从而形成类型多样、新颖独特的创意产品。对于这样一种民俗主义现象,民俗学界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无疑,它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而是一种艺术加工,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变脸”。但这种“变脸”并不是虚构,而是一种艺术真实,并且仍源自民俗文化本身,因而对于创意产业中的民俗主义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加以排斥,而要正视并进行相应研究。对于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民俗学来说,这或许是其融入主流学术、发挥更大价值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     

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创新的一个视角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是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开设的特色课程,在高校学生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具有政治性、理论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由于课程本身的特点、教材和教纲上的不统一、滞后性以及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这门课程在实践教学中形成了“政治说教”、“晦涩难懂”和“政策背书”的负面印象.为了提升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本文试图从学科借鉴与理论比较的角度,尝试提出课程教学创新的一种途径.     

品味“曾经”

真想回到过去,重新经历那“曾经”。然而不可以。我只有回味“曾经”,细细咀嚼……翻开今年的贺卡,那一句句祝福的话,是如此温暖。“生活有时会很沉重,让人悲伤无奈,但我们要微笑面对,对不对?”那天,我的心情很不好。而他,竟悄悄洞察到。“漫漫严冬,朋友的一丝关心,让心头洋溢一层暖意。”那天很冷,他笑着赠我贺卡,说着祝福的话……     

重振“谈庄秧歌灯”记

“秧歌只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不一定对。地处江南水乡的江苏金坛市谈庄村一带,至今流传着传统秧歌与花灯相结合的“秧歌灯”。谈庄秧歌灯盛行于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时期,只是在其后的岁月里经历了起起落落,一度销声匿迹。那么,谈庄秧歌灯是如何幸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的呢？     

从文化融合视角看“花盆底”与缠足陋习北大核心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综合的、世代相承的文化现象,它反映着特定的国家及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社会交往和民族心理,同时也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的融合。本文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分析在代表着汉文化的女子缠足社会陋习影响下,满族女子的高底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及与日本在接受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同时,坚决排斥女子缠足这一历史事实相对照,力图说明在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追求文化融合的同时,有必要强调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主性。     

赫哲族的“木马”

居住在我省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大多善于驾驭“木马”。所谓“木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滑雪板。这是交通工具的一种,是我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杰作之一。早在隋唐时期的渤海国的北面,今黑龙江下游至库页岛一带居住着流鬼人。他们很早就能制作这种滑     

父母要做好孩子的“三陪”

我国特有的现象——“独生子现象”,给教育带来了新的问题,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家庭教育中存在着两个极端,一是,家长认为孩子没有成人,心理和生理没有发展全面,需要成年人给予随时指导,加之又是独生子女,百般呵护,小心翼翼,使孩子成为家中的“小太阳”、“小皇帝”,这种情况在爷爷奶奶辈的环境下,尤为突出。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家长都是双职工,岗位压力大,竞争激烈,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便以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锻炼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做借口,很少用心地去了解孩子,与孩子亲密相处。以上这两种情…     

略论“全球历史观”

20世纪下半期,伴随着对“西欧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一现象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的结果。“全球历史观”的出现反映了学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认识历史及其变化的一种新的思维活动,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193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讨论中的“商资归农”问题——以《大公报》社评及其所刊文章为素材的一个考察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农村复兴运动的高涨,农村合作实践中出现大量商资归农现象,并由此推动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入“极盛时期”或“农业合作社数量猛进和性质有所变更时期”。这一现象不仅为中国合作运动史上之新鲜事物。亦为“中国独有之现象”,故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商资流入农村问题”或商资归农利弊关系的讨论。而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体天津《大公报》或发表社论及报道或刊发有关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文章,积极参与了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其讨论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寻找一条可行之路,并以此复兴农村、振兴民族。不过,由于这场讨论本身是“社会失序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反映,所以有时人曾讥讽其为“合作者不合作”。     

论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中“女劳男逸”现象及其原因

在我国古代许多南方少数民族中,“女劳男逸”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女性不仅承担家务劳动,而且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男性却显得无所事事。这与汉族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深入探讨南方少数民族“女劳男逸”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使我们了解两性在不同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下的地位与行为差别,从而进行分类、归纳,形成有系统的文化描述。这对我们研究民族史、社会史、妇女史等学科均有一定意义。     

“山寨文化”问题很严重

最初听别人说“山寨”,还是说的是“山寨用品”。可近来我发现,“山寨”现象已慢慢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文化领域,任何一个严肃的艺术作品出来,马上就有所谓的“山寨”作品跟风炒作。我还是坚持“山寨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应被提倡的观点,如果如此蔓延开来,大家都乐于模仿和抄袭就会伤害我们民族的文化原创力。到处都是抄袭,我实在看不下去。作为一名文艺界的委员,建议立法扶持原创,比如在国家文化类的奖项中多增加原创奖,使获奖者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得到双重鼓励。我有义务提案请求政府出台相应的措施,保护民族文化原创力。     

对术语译名“民族过程”的再思考

民族学是近代自外国传人我国的一门年轻的学科。该学科的特点之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规范主要是建立在外国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因而在该学科中存在着大量的外来术语。这一特点使得术语引进与民族理论研究形成了密切的关系。目前,在我国民族学所使用的外来术语中,概念不清、译名不规范甚至不当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族理论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择选其一,即“民族过程”加以探讨,期望这种研究有助于我国民族理论的建设。     

“天葬”随感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这是由生物的属性所决定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丧葬习俗。丧葬习俗作为人生礼仪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义。 “死”作为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其实和“生”一样,是同等重要的。这一点在藏族的丧葬习俗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在没有接触过“天葬”以前,我和大多数人一     

巴族崇“虎”考

原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氏族集团中的一切成员都起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而这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物体或现象也就成了他们的图腾①。这便是原始宗教式的图腾崇拜。古时候（指上古时期）的巴族曾是中国南方的大族,她们自然也不例外,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这在文献史籍中已屡见不鲜,如巴人“魂魄世为白虎”、“弱头虎子”、“白虎复夷”、“白虎夷王”等,无疑说明巴族是崇虎的民族。考古发现的资料中也充分证明,在巴族主要活动的区域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出土的一些巴人的青铜器上都见有专门铸造和精心雕…     

点心之前的“点心”

“点心”一词诞生前,点心这种食物是否就已经出现?点心之前的点心,不是点心,又是啥?书写祝福的鼠曲粿是酬神必备的点心精加工粮食后制作的点心式小食品,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常见于祭祀场合,是给神灵、逝者的献礼,也承载着先人对子孙后代的祝福。直到今天,点心仍然是敬献先祖、维系感情的重要食品。     

谈“ethnoarchaeology”的译法及内涵

关于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近一时期争论一直较为激烈,译介性的和讨论性的文章发表的都不少,这反映了部分考古工作者对考古学在理论发展方面的关注和探索,但是我觉得不少人在有关概念的使用以及理解上还存在着混乱,因此我愿意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并希望将这样的探讨推向深入.首先谈谈“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目前较流行的有两种:一是“民族考古学”,二是“民族志考古学”.无论是“民族考古学”还是“民族志考古学”,实际上均来自英语中“ethnoarchaeology”一词,“ethno”表示“人种”,“种族”、“民族”,因此,从词源学角度讲,“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考古学”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根据英语的构同法,“ethno”在“ethnoarchaeology”一词中至少可以表达三种意思:(1)“nation”的(民族的)或“race”的(种族的);(2)“ethnoarchaeology”(民族志的);(3)“ethnological”(民族学的),因此,“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志考古学”究竟哪一种说法更为妥当,在此仅据词面意思是难以妄下断语的.笔者曾与俞伟超先生就“ethnoarchaeology一词的译法交换过意见.俞先生根据该词在英文著述中使用的具体语义背景以及他自己在工作、研究当中的心得,认为将“ethnoarchaeology”译为“民族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