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二三事

我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我与陶先生相处有五六年之久.最近"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征文,要我写一点有关陶先生的教育事业的文章.我想了一想,陶先生所提倡的教育,是"生活教育",关于"生活教育"学说,我认为还有待研究的必要,打算以后有机会再谈.还有关于陶先生的评价问题,各方面还有许多分歧的意见.至竟谁是谁非,我也不打算去谈它.现在仅就个人过去与陶先生接触时,所见到的几件小事,把它写出来,并提出我对陶先生的人格和教育事业的一些体会,以供关心陶先生教育事业的同志们做参考.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王稼祥同志十四封信的收集过程及主要思想内容

我馆于一九八○年春收集到王稼祥同志青年时代的书信十四封。这些书信,是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间,写给他的同乡同学王柳华、王久长等人的,一直由泾县厚岸公社王柳华(解放后任小学教员,一九六一年逝世)保存。一九六六年“扫四旧”时,从王柳华家中查出,共有十七封信,同所谓“四旧”物资一起放在公社。一九七○年县革委会宣传小组汪应昌同志去厚岸公社采访新闻时,公社同志介绍有王稼祥同志书信,他看过后,认为这     

关于陶行知先生评价问题的两点意见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我只看到《安徽史学通讯》总第二号內邓初民先生的文章《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和该刊总第三号內乐喜先生的文章《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其余刊载在《人民教育》里的十几篇文章,我都没有看到.我对邓、乐两位先生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同意的;现在仅就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将原属陶行知先生革命派时期的1931年——1935年,改划为改良主义时期".把陶先生一生三十年的奋斗史,从1916年由美回国,到     

搞好新疆地方文献工作 为编纂新型地方志服务

本刊1983年第一期曾刊登《新疆地方志目录(初稿)》,这个目录中同时注明藏书单位。由于系依据1978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增删而成。其实,近年新疆馆藏情况,已有变化。据方琦同志本文所述:“凡北京图书馆馆藏的新疆地方志,我馆基本上都有(包括缩微胶卷),甘肃省图书馆馆藏的新疆地方志,我馆大部分入藏”。希读者注意,以免舍近求远,徒劳往返。     

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座汉代墓葬

1983年12月,临沂金雀山西北侧的南坛百货楼工地,在施工中发现古墓葬。我馆闻讯后立即派人前往调查。经勘察,在楼基范围内共有墓葬9座(编号为M26—34)。经上级批准,我馆清理了这批墓葬。     

爱生活的“小大人”

<正>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教育理论贯穿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各个方面。专用室活动是我园的一个特色活动，幼儿进入中班后，我园尝试开展“走班”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幼儿自主性，打破原来整个班级幼儿进专用室的限制，让幼儿根据各自的兴趣，自主选择所喜欢的活动，促进幼儿个性化发展。     

我所亲历的民国时期平民教育

正我是航天部的退休研究员。1931年12月,我出生于上海郊区的南翔,小学和初中也都是在上海齐鲁学校上的学。1946年我初中三年级时,曾在陶行知开办的上海武训学校(原称上海社会大学)听课。在学校里,我有机会见过几位老一辈教育家,如晏阳初、陶行知、邰爽秋、梁漱溟等,还曾经多次听过老先生们讲课。这些老一辈的教育家献身于平民教育事业的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我。1949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电子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原来学校的老师李士钊、臧克家、孟秋江等有来往。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陶行知

正在座的都是来自教育一线的中小学校长,我也从事了多年的教育工作,今天我想讲一讲100多年前出生的一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今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教育呢?还是100年前的东西更有价值,这是让我感到悲哀的事情——不仅没有进步,能有机会回到以前,已经是很不错了。在这里,我讲三组对比,看陶行知在100年前,与现在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之间有多大的差距。     

朱庸斋先生引导我成长

<正>朱庸斋（1921年11月12日—1983年3月12日）,著名词人,书法家,画家。原名朱焕,字仲章,号庸斋,以号行。广东新会（今属江门市）人,世居广州,幼时随父在上海谒见大词人朱彊邨,始尤爱词章。师从词学大家陈洵先生。曾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出版有《分春馆词》《分春馆词话》《朱庸斋书画集》《朱庸斋集》《朱庸斋先生年谱》等。今年是朱庸斋先生逝世39年,每当我拜读先生当年所赠的80余件书画作品和文集,回忆起与先生一起的点点滴滴,他慈祥身影和待人的真挚情谊,一一浮现在眼前心上。     

江西新余出土元代银器

1982年12月下旬,新余市渝水区水西镇简家村村民简礼云在建房挖墙基时发现一批窖藏银器．其中有银盘7件,银杯1件;1983年元月由我馆征集,经鉴定为元代器物。     

陶行知带头守校规

正一代师表陶行知毕生致力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有关他守信重义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1927年12月,应河南督军冯玉祥邀请,陶行知准备去河南一趟,助其规划河南教育,推广部队识字运动。冯玉祥开出的条件很诱人,答应捐一笔钱给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与黄禄于1927年3月在南京晓庄创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试验乡村师范)。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凌冰和陶行知是好朋友,也力邀陶行知赴豫,哪怕一天也好,     

章太炎《告满洲留学生》考辨

《与肃亲王书》、《告满洲留学生》系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排满"问题的重要文献。冯自由《清肃王与革命党之关系》一文抄录有这两通书信,分别题为《致清肃亲王书》、《致留日满洲学生书》①。长期以来,此文广为学界转引。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所录两通书信,完全以冯文为据。而台湾学者丁中江所著《北洋军阀史话》(台湾远景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则认为,《与肃亲王书》乃宣统元年孙中山在东京时所写,并由同盟会早期会员丁怀瑾起草。鉴于丁怀瑾乃丁中江之父,且丁著节录有部分书信,因此,也有学者信从丁说②。由于这两通书信既未收入《太炎文录》,又     

我对陶行知先生的一些看法

1940年时,我曾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过一段时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那丰富多采的集体生活,迄今犹历历在目.我和陶行知先生本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陶先生的为人,他的胸怀坦荡、坚毅不屈的精神,特別是他对青年们是那么真诚、关切,是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怀念的.对陶行知先生的总的评价,我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解放以来各方面对陶氏的评述文章,我看过的也不多.但看     

“活教育”视角下乡村园班级活动区材料资源库建设初探

<正>陶行知先生说：“活的乡村教育要用活的环境，不用死的书本。”我园地处长江边、山脚下，是一所乡村幼儿园。在陶行知“活教育”思想引领下，我园充分利用农村乡土资源，加强班级活动区材料资源库建设，用游戏化、生活化的教育方式，培养幼儿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本文以大班美工区为例，阐述美工区从材料超市成为班级活动区材料资源库的演变历程。     

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

我今天的发言是代表赵杰、张蕙、张文选、刘美娟、王顺禧五位同志和我自己,发表我们对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评价的意见.我们认为陶行知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重要的人物.是中国资严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对中国教育界有很大影响.评价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在目前开展教育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教育下,我们勇敢地参加了这次讨论.我们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战线上的新战士,意见不成熟,认识很浮浅,很可能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     

李鸿章致黎庶昌先生的书信在四川广汉市发现

1983年,广汉县志编委会派人到县档案馆搜集、整理有关撰写广汉县志的资料,从一大堆档案中,发现李鸿章于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写给黎庶昌的十多封书信。这十多封书信用十六开白字纸书写,字迹工整,全部用楷书写成。     

论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国际教育界、思想界也享有卓越的声誉。到一九八四年为止,全世界已有二十二个国家组成了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亦将在中国召开陶行知研究学术讨论会。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报》等先后发表了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对陶行知所提倡“伪武训精神”提出批评后,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人们对陶行知的研究遂告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胡乔木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发表了公正的评论,他说:“当时这场     

论陶行知先生的生产教育

近来,有不少人询问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产劳动教育和我们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什么区别.也有人认为陶先生所提倡的"生产教育"和我们今天的"勤工俭学"没有多大区别.我在这个问题方面,发表一些意见,供大家评价陶先生的学术思想时做个参考.陶先生开始提倡生产教育大约在1927年左右.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说:"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国,村民都变成快乐的活神仙."大家都知道当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正在以大无畏的精神单独     

朱熹佚书二通考

《凤墅残帖释文》中有朱熹书信二通,为各种朱子著作所未收,乃其佚文。它们分别作于淳熙六年(1179) 八月和冬天,均系致其弟子刘清之之书。此二通书信,对研究朱子的生平事迹,具有一定的价值。     

丰富革命历史文献馆藏为读者学习党史服务

胡华同志与国家图书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图书馆也一直十分重视收藏胡华同志的著述。上世纪50年代,胡华同志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手稿捐赠我馆,丰富了我馆的名人手稿专藏。195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馆收藏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手稿的消息。文章充分肯定了该著作是我们祖国珍贵的文化财富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胡华同志又将当时正在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部分手稿送我馆收藏。1980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