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古代史书编纂理论探析

古代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史书编纂理论。虽然历史上没有出现一部专门的史学理论著作,但从大量史书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史书编纂的一些原则:一是高度重视史书编纂的意义;二是作者要知识渊博,有能力承担编写任务;三是重视史料,既要广泛搜集史料,也要善于甄别史料;四是遵守述而不作的撰写方法;五是撰写态度要端正,在不违背佛经的前提下,要实事求是,不能有意歪曲历史;六是注重史书的社会功能,通过史书编纂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论宋代史家对历史编纂学的贡献

宋代史家在继承史学传统的基础上,不仅通过史学活动检验着前人的这些认识成果,也扩展了历史编纂学的范畴,实现了史学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本文通过对宋代史家在史书体裁、体例上的创新,对史料采择和历史叙事认识的梳理,揭橥他们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顾炎武论史书编纂

作为对清代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史家 ,顾炎武在史书编纂上也有精到的见解。他把史家的主体修养与处理史料统一起来 ,并着重从史料的角度论述怎样才能撰写信史 ,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历代“直书”受名教束缚的局限。在历史文学上 ,他主张辞主乎“达” ,即准确、生动、传神 ,而不在于繁简。他重视表志 ,认为表志在说明历史盛衰上具有重要意义。     

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

清华简《系年》成书于战国史学著述活跃时期,是带有纪事本末体特征的独立史著。《系年》采撰史料涵盖西周王朝记录、春秋战国史官实录以及流行的春秋战国故事等三大部分,采用史料国别以晋、楚、郑为主。《系年》叙事坚持"直书不讳"的原则,编纂者通过叙事立场、角度的迁移将编纂意图融合在内。《系年》表达出的"鉴戒"观念,反映出强烈的历史教育目的。分析《系年》与其他史书间的联系,可总结出战国时期的著史特点:史书叙事跳出时间的绝对限制,有选择地重视特殊国别与重点人物;而以标志性人物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似可联想到当时有一个共享西周→春秋→战国年代区别史观的现象存在。由《系年》编纂,可以看出"纪事本末"已成为战国时期基本历史叙事方法之一,亦揭示出战国编纂史学的历史地位。     

章节体的引入与近代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近代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学者揭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要求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主张用新的史书体裁来反映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内容。同时,从戊戌变法开始,新式学堂在中国出现,要求编纂新式历史教科书以适应新式学堂的需求。章节体史书便应运而兴。     

敬播史学成就探微

敬播以他的博学多识,参与了唐初许多重要史学活动,为唐前期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身在史馆,能秉笔直书,所纂高祖、太宗《实录》,被誉为"信而详"、"颇多详直",从而赢得"陈寿之流"的美誉。他对史书的编纂体例有独到见解,纂修《晋书》有发凡起例之功。他参与纂修隋史,为唐初"鉴戒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他编纂的《西域图志》,在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刘知几对其史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具有"良史"之才。     

曲径通明:《明实录》“近代”价值的发现与赋予

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并非绝对对立,在经受"新史学"扫荡"旧史学"的疾风暴雨过后,其价值往往会受到新史学的重新确认。《明实录》作为一部为明代诸帝及其朝政作记录的官修史书和传统史籍,属于"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指责的"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旧史学"。然而,《明实录》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和偏重客观的编纂原则,却被深受兰克史学影响的"新史学"的实践者傅斯年所看重,成为他实践其近代科学—实证史学理想的重要载体,从而在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传统史书《明实录》就这样历经曲折后被纳入了近代学术体系之中。     

十八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文化积淀成为历史编纂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史家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认识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此问题作一分析,以期有助于全面了解章学诚的史学成就,评价他对十八世纪史学理论的贡献。一、关于史书体裁起源的考察中国史书体裁的源头在哪里,是历代史家共同关注和积极探究的问题。汉代学者刘做、班固认为：“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     

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

史书体裁是史书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史书中,包含着多种编纂形式,产生出丰富的史书体裁。探讨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形成及其演变,揭示其发展规律,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遗产,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当今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实践也有惜鉴意义。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史学中编年、纪传、典制、纪事本末几种主要体裁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规律。     

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

自纲目体在南宋产生以后,旋即被时人运用到史书编修之中。早期纲目体史书的撰修者注重编纂程序,突出编修宗旨,讲求史书简明化以及受理学影响明显,从而使得该类史书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并且对后世史书编纂及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梁启超历史编纂思想的革新性与继承性

梁启超在撰著《新史学》之时,为了反映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倡导"史界革命",激烈地批判旧史学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种种弊病。而实际上,梁启超论著中又有大量论述强调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精华应当大力继承和弘扬,在他身上,革新性与继承性二者都有强烈的体现。而这种学术品格也正是他取得重大学术成就的深刻原因。我们应当重新发掘史料,梳理其历史编纂思想的发展历程,重新给予这位近代史学史上的杰出人物恰当的历史定位。     

论钱澄之史学观的易学思想特色

钱澄之以其易学思想为指导原则来解决当时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定位《周易》为天地之理的诠释方式,钱澄之把文本《周易》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投射到了史书编纂方面,回应了史书不信的问题。他用"彰往而察来"统领易学和史学的经世精神,并在以史证易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核心内容。通过完善易学变通观和传统的社会变革理论,他很好地坚固了遗民的价值世界。同时,钱澄之主张以"《易》理"概念来规范史学研究视野,有效避免了后者狭隘化的弊端。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龙三瓦《皇朝小史》的编纂成就与不足

明治八年(1875),龙三瓦将标注史料来源与考异这两种方法首次同时用于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皇朝小史》的编纂。编纂方法的改进,使《皇朝小史》在"史实求真"方面超越了明治维新以前所有的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     

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

明人在宋史研究和撰述中,讲究史料的增补、史观的变革和史体的创新。就史体创新而言,明人出于重修《宋史》之学术旨趣,灵活运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诸种体裁,别创义例,条理纲目,剪裁结构,栉疏章法,表现出形式多样、书法独特、求实致用的历史编纂学特点。明人基于宋史撰述对传统史体的大胆革新,不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史书体裁,推动了明代历史编纂学的长足发展,而且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宋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     

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邵晋涵强调史家著述宗旨。从学术传承关系上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强调私人修史具有别识心裁。邵晋涵的见解,包括他的直笔论和对书法义例的看法,都贯穿到他的修史实践活动中去。     

荀悦《汉纪》在史论方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自从《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史书而有评论,即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历代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史论的撰写。一部史书的史论,往往是其作者写人记事的点睛之笔,是其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我国古代史学,如同他在史料编纂方面有其特点,有其发展过程一样,在史论撰写方面,也有其特     

说历史编纂学:一个中西史学文化比较的立场

言及"历史编纂学",人们总会联想到与之对应的英文"historiography"。一般也是如此对应翻译。但这种以主要意谓"史学"或"史学史"的"historiography",去界定和理解中国语境下历史"编纂"之学存在很大问题。语义分析表明,中文"编纂"所指的是单纯的文本编织组织,而没有"historiography"的意指。中文所谓"编纂",是对国家职掌管理、整理档案文献职能的史官组织历史文本行为的描述。这种"编纂"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传统史学文本的以连缀组织已有文献为主的生产方式,而史官的官僚性,也决定了文本组织的立场和视角的国家性,决定了反映内容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决定了其对于政治实体的治乱兴衰,以及为容纳多重内容而追求的文本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此不同的西方史学,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属于个人行为,没有被纳入到国家的职能之中,所专注的焦点多局限于个人或亲历或传闻的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关注的是人性的善与恶,导致在组织文本时,不太考虑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更注意表现事件的线性过程和事件的情节。因而,在西方史学中,与历史(history)一起组合使用来表示文本历史的,一般采用narrative或writing,如history narrative,或history writing等。"编纂"一词的分析,或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中西史学文化上所存在的差异。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     

民国以来地方志编纂研究概况

民国以来．从事方志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方志学的研究,或有讨论方志与史学之关系;或有讨论方志为史书或地理书之论;或有讨论方志之体例者等。此类论述多集中于中国方志基本理论、方志编纂理论、方志论辨评价、方志的序跋凡例、方志源流及发展史、方志考证与校勘、方志的整理利用、方志目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