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曹润堂与清末蒙旗垦务

正在蒙旗垦务研究中,笔者偶阅山西太谷商人曹润堂墓志铭两则,内中均提及曹润堂曾襄助贻谷办理垦务:《曹公柘庵墓志铭(代)》云:壬寅,垦务大臣贻将军毂奏调君襄垦事,君请命于母而行,时公私扫地赤立,将军彷徨无所为计,君为之驰驱经年,款乃渐集,然将军忮人也,妒公司多商股,己且无所渔利,稍稍与君为异同。君不能堪,然犹时以良言相匡饬。将军卒不能用,君乃废然引去。越数年,垦事大坏,朝廷遣重臣临边勘验,逮将军下刑部狱。凡以垦案见保荐者,悉与注销。惟君先以     

1902-1908绥远城将军贻谷利民措施浅析

贻谷,作为晚清满族官员中精明能干颇有作为的代表人物,他坚贞自励,勤恳做事。在1902-1908年期间,他在办理垦务事宜的同时,加紧编练新军,整顿学堂,促进了绥远地区近代教育,并且在对待旗人生计的问题上表现的可圈可点。     

浅谈近代绥远地区几种教育形式

本文初步探讨绥远地区近代教育的几种形式。自光绪二十八年起,贻谷被任命为绥远城将军,开始发展本地区的近代教育。因地区的特殊性,造成多种形式教育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大致分为:官办的近代学校、旗学、教会学校。本文试图论述各类教育形式及剖析其内在的因素。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民国时期固阳设治考

固阳地处阴山北麓,自古即为北部边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地理位置特殊,历来为兵家要地。民国时期因其为“包镇门户,外蒙孔道,形势极为扼要”,遂设县治。但固阳设治的时间、地点及过程,文献记载多有分歧。通过对北洋政府《政府公报》《内务公报》,以及《内蒙古档案馆馆藏绥远垦务总局档案》《绥远政府年刊》《绥远概况》《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绥远通志稿》等民国档案资料和相关文献的考订,厘清固阳设治具体情形。认为固阳设治局从国家层面履行完毕法律规定程序,当在1920年。事实上,早在1919年,绥远方面已经开始筹划固阳设治一事,并宣告固阳设治局成立,开始履行其职责。固阳设治局改县时间当为1923年,而不是后来认定的1926年。固阳设治是清末至民国初年绥远垦务背景下的北方边疆治理方式的具体体现,其对阴山北麓现行行政区划的界定影响深远。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瑄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瑄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瑄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粮食需求与清初内蒙古农业的兴起

本文主要讨论清代内蒙古农业发生、发展的背景、原因以及清初一百年间清政府的相关政策 ,认为清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是清代内蒙古农业兴起的重要因素 ,清朝就地发展农业的政策是推动清初内蒙古农业向前发展的主要助力。顺治年间确实颁布过禁垦令 ,但很快就放弃了。康熙初年确立的发展内蒙古农业的政策 ,一直延续到乾隆十三年 ( 1 748)禁垦令的颁布 ,历经八十年之久。正是这一积极的农业政策奠定了清代内蒙古农业大发展的基础。     

清代内蒙古东部蒙旗开垦中的揽头

清代，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在移民开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承揽蒙旗土地进行倒卖或转租的人，他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被称为揽头，蒙古语称为ｔａｒｉｙａｎ－ｕｄａａｍａｌ。他们当中有揽荒倒卖的地商，也有揽地经营的地商兼二地主，还有一部分是农民阶级中的富裕阶层。本文就有关资料对内蒙古东部揽头的构成、揽地的方式、性质及他们与地东和租户间的关系做一探讨，并进而揭示他们的阶级属性。一、揽头的构成揽头一般都与蒙古王公贵族、旗衙及蒙旗的垦务机关有较密切的联系，是蒙古王公贵族…     

“金佛郎案”述论

“金佛郎案?是指1922年法国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改用所谓“金佛郎”支付其庚子赔款余额而引起的一场中外交涉,是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要案。它在当时曾轰动朝野,并随政潮起落前后历经3年,影响颇大。由于该案属庚子赔款偿付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从规定庚款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到法国对金佛郎的提出相距长达20余年,其间,中外又几经交涉和改定,情况较为     

1929年河南灾民移垦东北述论

传统而言,灾民的灾后安置不外乎“移民就粟”和“移粟就民”等几种手段。1929年,河南灾荒发生后,为了挽救灾民,河南赈务会进行了这次颇具规模的灾民移垦活动。灾民的此次移垦并不十分顺利,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河南灾民的东北移垦。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劳作,灾民最终避免了被家乡灾荒吞噬的厄运。灾民移垦不仅解决了河南部分灾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对于开发东北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河南移垦灾民的土著化,这种意义体现得将更加明显。     

嘉道年间的大青山山后卡伦

大青山为阴山山脉中段,蒙古语称"达兰喀喇",该山西起今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沟,东至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与察右中旗交接处的狄红岱谷,全长约213公里。清代,大青山为绥远城将军所辖归化城土默特和乌兰察布盟各旗毗连交界之地,将军驻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也坐落在大青山脚下土默特平原。嘉庆朝后期,大青山一带擅自越界等事件频繁发生,为此,清朝政府在归化城土默特,以及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前、     

袁世凯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

通说认为,民国初年的在野党领袖宋教仁被刺杀,幕后指使就是袁世凯,目的是为了除掉政敌。那么,“刺宋”案究竟是不是袁氏指使,或者说袁氏在该案中涉水有多深？     

鹿传霖日记(三)

<正> 钦派赴口刁绥查办事件日记 二月初一日 归化副都统文哲辉劾奏垦务大臣、绥远将军贻榖欺朦巧取,蒙民怨恨,请旨查办,或一并解任,另简贤能接任,从容查办等语。当在值房商酌派人查办。某举景月汀,不合邸意,因谓某可否一行,答以如奉命,向不辞难。世相云:滋翁若往,可无须副手。乃入对请旨。邸奏有关款项,请派绍英副之。慈谕有鹿某向来办事认真之褒。     

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衡阳之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有着直接关系。为此,方先觉作为是役主将,其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裁决该案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重庆统帅部很快掌握方先觉降敌的证据,但被蒋断然否决。当方氏投敌案与政治发生牵扯时,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方先觉一案长期以来所以真假难辨,原因也在于此。     

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

●发生在60余年前延安的“黄克功案”,为一名军功赫赫的红军指挥员因求婚遭拒而枪杀女友的事件。该案发生后影响极大,惊动了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为此亲自指示此案的处理,黄克功被判死刑。《追寻六十余年前的“黄克功案”》一文,在回顾该案的前因后果的同时,更提出了当时发生在延安的其他一些令人深思的冤案,有助于理清如何看待那段历史的思路。     

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注重西部垦务：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等垦荒政策和法令,成立垦务总局负责农垦事业,计划在西部的陕西、四川、广西诸省施行大规模垦殖。西部各省区也根据时局所需,制定了相应的农垦政策和措施。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西部农垦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以国营、省营、民营、屯垦四种形式次第展开,起到了救济难民、稳定社会、增加后方粮食供应、促进西部开发的积极作用。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     

民国将领弓富魁

弓富魁,字海亭,崞县(今原平市)原平镇小北关(今太平街)人,生于1878年,出身于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自幼喜习拳棒,生性豪侠,好抱打不平,为人慷慨仗义,能急人所急,忧人所忧,喜周济贫穷.年少的曾给当地农户看护过夏秋作物,由此在下层社会颇有声望,年令虽小却被人戏称“弓老大”.及长,步入武林,后入毅军马玉琨营为骑兵.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弓富魁亡走塞外,港居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不久归乡,领过戏班,并作小贩等维持生计.光绪三十三年,经崞县乡人续桐溪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派其与王建基、徐翰文、杨沛霖(霍州人)等20余人出杀虎口去包头一带,联络李栋臣、王英及当地人士准备起义,不料被清政府将领贻谷侦知,他们在包头萨县郭四少爷家中接头聚会时,     

近代东太湖的围垦与治理(1890—1937年)——以吴江地区为中心

东太湖是太湖主要出水区,生态环境敏感。光绪十六年河南客民迁入,吴江东太湖兴起围垦潮。此后到抗战前,对其治理政策经历了从光绪中后期招垦弛禁,到1914年禁垦、停补荡粮,再到1925年有限放垦的变化过程。这看似是从以财政考虑为主,到重视水利等问题,再到注重合理开发的变迁过程。然而,1914年后,由于财政需求以及治湖经费不得不依赖湖田放领的现实,官方不仅未能限制和引导围垦,设局放领和下调湖田领价,反而推动围垦无序发展,使水利状况日趋恶化。1935年大规模私围后,官方不得不拆围以避免极端后果,并制定善后方案。总之,近代转型过程中,技术和理念有所进步,却未必能真正推进环境治理,财政能力是影响治理落实的重要因素。     

清初一震惊全国的虚捏垦荒案

清康熙、雍正年间,湖南省攸县发生一起虚捏垦荒案,历时45年,先后钦勘6次,受牵连革职的知府、县令4人,老百姓长期遭受沉重赋税痛苦。《攸县志》乾隆版的《回春录》,对此案作了详细叙述。清康熙三十年,攸县县令吴光豫在清丈土地时,发现实际耕地与明末额载地差距甚大,捏造无图荒册抵敷,以为清丈邀功。虚垦案由此开始。康熙五十三年,钦差来攸县勘荒,县令高攀嵩不察荒额虚实,凭前任荒册数,除积年已垦外,将存荒地2399顷捏造为老百姓实垦,造具虚名册上报。清政府据此数要攸县六年后升科征税。康熙五十八年,浙江天台人陈溥来任攸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