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

辛亥革命时期的俄国与外蒙古 ,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在当时的条件下 ,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 ,并不支持外蒙古形式上走向独立 ,而是打着“调停”旗号 ,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 ,投入俄国怀抱 ,另一面又以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控制外蒙古。俄国通过签订《中俄蒙协约》等条约 ,将外蒙古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从而使其实质上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对该地实行“俄治”。     

巴布扎布匪帮问题之解决

剿灭巴布扎布匪帮是《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内外蒙古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论述了1915-1916年中国政府军剿灭巴布扎布匪帮的经过,论述了中国政府、俄国政府、外蒙古官府就此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交涉。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藏协约"

1985年1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藏简史》认为“藏蒙协定”(或称“蒙藏协约”)的签署是“虚传”(见该书第365页)。然而档案史料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如日本外务省于昭和三十九年三月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一册中就收录了有关签订“蒙藏协约”的数通文件,反映了西藏和外蒙古代表缔结“蒙藏协约”的简要情况和协约的内容。现将这些文件译出,以供读者参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蒙藏协约”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政治智囊德尔智等人一手策划的。在辛亥革命爆发,国内局势动荡的情势下,喀尔喀少数世俗封建主宣布外蒙古“独立”更加坚定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和“藏蒙联盟”的分裂主义图谋。当时外蒙古虽已宣布“独立”,但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在国际上也未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甚至连策动外蒙古自中国分离出去的沙皇俄国也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缔结协约全权委员德尔智前往库伦与外蒙古当局磋商缔结“蒙藏协约”,彼此承认“独立国地位”等等,恰是外蒙古当局朝思暮想的,双方代表很快于1913年1月11日缔结了“蒙藏协约”。西藏政府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外蒙古当时虽然已宣布“独立”,但未得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承认,仍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西藏与外蒙古当局均不具有签订国际条约的资格,所缔结的“蒙藏协约”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发起的缔结“蒙藏协约”的活动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外蒙古撤治浅析

近代中国政局混乱,外蒙古上层势力在沙俄和日本的唆使下,几番策动独立,但中央政府始终不予承认。十月革命后,外蒙古内部出现撤治呼声,中央政府便利用这一特殊的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外蒙古在1919年撤治归附中央。     

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年,在美苏两国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并基于东北、新疆、中共问题的考量,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古自决独立。国民政府虽宣告外蒙古独立,但始终未能勘测中蒙边界,使中蒙关系紧张。1947年"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转为否定外蒙古独立,并采取反苏政策,争取美国支持,却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困局。而美苏冷战与台海两岸的对立,也连带影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使其难以进入联合国,成为冷战格局下外交争端的筹码。     

《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与自治外蒙古的关系

文章认为《中俄蒙协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与外蒙古自治官府有了直接来往,双方在巴布扎布匪帮问题和册封问题上有矛盾和斗争;中国政府在册封、处理德奥俘虏、处理恰克图边防问题上行使了一些主权;双方在收回唐努乌梁海一事上有所合作;中国内地与自治外蒙古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有所增加。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即将出版

由陈春华编译的《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一书,即将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所收文件译自苏联官方三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外交档案汇编及俄国外交部橙皮书等,其中包括俄国外交大臣就蒙古问题给驻华公使、驻蒙古领事等的训令及来往密电、外交大臣呈沙皇的奏折及内阁会议记录等,共三百多件。这些文件反映了沙俄精心策划外蒙“独立”,逼签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铁道条约、电线     

《<散木居奏稿>点校》评介

正中国西北边疆重镇科布多曾是中俄关系史中一个悲情的名字。她东接喀尔喀蒙古的札萨克图汗部,可直达乌里雅苏台,西通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伊犁,南通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今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北邻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近代以来,沙俄利用喀尔喀蒙古独立问题和跨界民族哈萨克问题,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科布多界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科塔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最终使得科布多分属     

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古占领时间考辨

达里冈爱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与外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之间,是清代最大的皇家牧场,直隶于内务府上驷院,并非库伦办事大臣辖区。根据《中俄声明文件》的附件《声明另件》和《中俄蒙协约》的规定,该地应隶属于中国而非自治外蒙古,但却被外蒙当局占领。本文认为,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占领的时间并非《察哈尔通志》所载的民国八年(1919年),更非我国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李毓澍先生所云“一定是在民国八年以后”,而是1912年上半年。库伦当局在恰克图会议前后争取对该地的所有权。旨在使其事实上的占领合法化而已,并不能证明该地区当时仍由中国管辖。     

关于1911—1913年中俄外蒙问题交涉——俄国外交文件选译(一)

中俄北京会议,是我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同沙皇俄国就蒙古问题进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上签署的中俄声明文件实为又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这里选译的94通俄国外交文件即是关于上述会议及声明文件的,这些文件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帝国主义时期文献出版委员会编辑,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30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汇编《帝国主义时期国际关系》第二辑,以及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编辑出版的《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即俄国橙皮书)。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10月至1913年11月,即我国辛亥革命爆发至中俄北京会议前后,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与俄国驻华公使、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来往密电。其主要内容是出席中俄北京会议的俄国驻华公使就谈判蒙古问题致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的请示报告,以及俄国外交大臣、代理外交大臣所发出的有关指示及训令等。沙皇俄国为实现其侵占外蒙古之野心,一方面趁我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进而逼迫外蒙古当局缔结《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以威胁利诱手段逼迫袁世凯政府与之进行谈判,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确立其外蒙古的宗主国的地位,使其侵略行动合法化。本文所选俄国外交文件反映了俄国驻华公使与我国外交总长在北京举行数十次谈判及逼签中俄声明文件的情况。中俄北京声明文件使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遭到进一步摧残,除保留了徒有虚名的“宗主权”外,我国在外蒙古的权利已丧失殆尽。上述关于中俄北京会议及中俄声明文件的俄国外交文件,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俄关系史及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均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次会议的俄国外交文件译出在本刊陆续刊布,供研究者参考。本文注释,除标明译者注外,其余均为原编者注。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徐树铮与外蒙撤治

一、外蒙自治与撤治呼声明末清初之际,我国蒙古族分汉南蒙古(即内蒙古)与汉北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清初,清廷在外蒙古地区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城,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设科布多参赞大臣,驻科布多城,由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满族与蒙古族通婚,为甥舅外戚关系.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响应,纷纷独立.沙俄趁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指出;“现在中华帝国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他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的多.”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在对俄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辛亥革命前后中俄关于修订《伊犁条约》的交涉

在近代中国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几个不平等条约当中,在陆路贸易问题上给予沙俄侵略特权最多、给中国造成损害最大的一个条约是《伊犁条约》(即《改订条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中俄两国曾就修订这个条约关于商务方面规定一事断断     

赤诚报国的企业家段富

正1983年回国定居在山西阳泉的蒙古国归侨段富,祖籍山西省天镇县。1959年2月生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是段家的第4代华侨。从乌兰巴托一个普通华侨商人,到山西优秀的知名归侨企业家,段富走过了不平常的奋斗之路,从而谱写了一曲赤诚报国的光彩篇章。一蒙古国原来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称为"外蒙古"。1946年,中国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蒙两国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4月和1960年9月,先后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工人参加蒙古国生产建设的     

曾纪泽使俄谈判与李鸿章使日谈判之比较研究

1880年,曾纪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1895年,李鸿章也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日本,就结束中日战争问题进行谈判,结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对于这两次谈判签约活动,史学界一般作这样评价:曾纪泽与沙俄谈判,“力争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作出了贡献的”,这在“清     

清末黑龙江地方政府:收回中东铁路权益的微弱抗争

<正>十九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和称霸远东,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同时,为了在远东寻求一条到达海参崴的便捷通道。中日甲午战争,为沙俄找到了胁迫清朝同意修筑铁路的契机。清朝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其中有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规定。俄国一直视中国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蓄谋把东北变成它的"黄俄罗斯"。于是,联合德、法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沙俄在"还辽"事件以后,即向清政府索取报酬。李鸿章于1896年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     

千秋浩气冲霄汉,故里今重葬国魂——纪念韩光第将军殉国八十五周年

<正>1929年11月18日,是黑龙江历史、东北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令人不能忘却和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在中东路事件军事冲突中东北军十七旅旅长韩光第将军壮烈牺牲的日子。85年后的11月18日,双城市政府在韩光第将军的故里重建陵墓,为其隆重举行了他的遗骨安葬仪式。说到韩光第,不能不提起中东路。从19世纪中叶起,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沙俄先后强迫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     

清朝的外交官们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象征着中国正常化外交的开始。在此后的200多年里,清政府先后与50多个国家有过外交关系,签订了近200个条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丧权辱国条约。在这些条约签订过程中,当然少不了外交官的身影。自光绪时代始,清朝开始向外派驻职业外交官,星移斗转,他们的音容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弱国无外交,看到这些照片,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处境。     

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

继1858年的《瑷珲条约》以后,1860年11月,沙俄又把《中俄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吞并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且还继续不断地越过1861年按这个不平等条约勘分的边界,进行蚕食。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派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吴大激等赴珲春与沙俄代表重勘中俄边     

清代黑龙江地区卡伦贸易考述

所谓卡伦贸易,又作卡座贸易,是指在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中叶黑龙江地区早期中俄边境贸易中,一种在边境军事哨所以及巡边过程中进行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小型零星的贸易形式。本文拟从黑龙江中俄边贸史的角度,对卡伦贸易作初步探讨,以期对发展当今的中俄边境贸易有所裨益。一、卡伦贸易是中俄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产物１６８６年（康熙十五年）雅克萨战役后,清朝成功地遏制了沙俄东进的势头,清俄双方为划分势力范围开始进行谈判。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平等划界的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