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世纪中国史学历史意义的思考

19世纪中国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传统史学的终结,亦同时标志着近代史学的开端,是中国史学新陈代谢的交会点和转折点,并为20世纪初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在社会思想领域,19世纪中国史学还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19世纪德意志史学与国际关系

19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内容与德意志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表明了德意志史学对德意志统一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19世纪德意志史学与国际关系

19世纪的德意志史学内容与德意志面临的国际关系环境的变化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表明了德意志史学对德意志统一和国际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西方史学中两次性质不同的变革

如果对西方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粗略的归纳,那么大体可以认为,在这个历程中发生了两次较为引人注目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发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从客观主义史学到新史学的变革;第二次是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从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的变革。同发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波澜起伏一样,发展变动的不平衡性也普遍地存在于思想文化的传承流变之中。以20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史上的这两次变革而言,它们在内涵上所各自表现出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的超越,不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个多世纪以来,兰克史学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产生了重大影响。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也流传到了中国,关于兰克史学在中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流传情况,易兰在她的论文中作过探讨。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序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五卷本,是在1990年版三卷本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这次修订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对原有86部史学名著的评介文章,进行校刊修改;二是补写了古代和近代14部史学名著,又新增了与史学有关的22部著作,包括笔记、目录、史学工具书、类书、丛书等;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70部,遍布于史学研究各领域,分成四、五两卷。选入书目,主要考虑该书在史学界的地位、影响,或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必要的史学知识。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

白寿彝先生和 2 0世纪中国史学有密切的关系。首先 ,他从一个爱国者走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反映了 2 0世纪一批进步史学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其次 ,他以兼擅博洽、专精而又独具卓识著称于世 ,这是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能达到的境地。再次 ,他在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大力倡导历史教育、致力于一系列学术组织工作、完成宏伟的世纪工程———《中国通史》的编撰等 ,更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得到的 :作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白寿彝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加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与总结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宝库中具有独特、重要的历史地位。认真清理这100年的史学遗产,科学总结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21世纪中国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的创新注入活力,应是新世纪史学理论工作责无旁贷的任务。     

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积极的百年总结,健康的学术批评,严谨的学风建设,是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的几个重要问题,需要史学工作者认真思考和探讨。大家对这些问题在认识上的提高和实践上的改进,必将有力地促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     

海洋人文类型：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视野

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年代。面对发端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华民族将凭借什么样的“化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的主流而保有自己的特性,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背负沉重传统包袱的人环境进行适应性变迁的方向是什么?机遇和挑战并存,国际和国内有许多不同的观察和预测。创造历史源于对民族传统的历史自觉,我们对历史看得有多深,就会在现实中走得有多远。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