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现象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史馆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的重要史学业绩,它所涉史籍之深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官修制度也为后代留下了诸多遗憾。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     

隋唐五代时期史籍散论

一、官修史书的功过隋唐五代是我国史学发展时期。仅就纪传体史书而论,唐修八史,加上石晋时修的《旧唐书》,共九种,七百八十七卷,部数与卷数都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一时期开始,绝大多数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私人所修,而是官修。对官修史书,历来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认为,官修史书,有功也有过。其功绩是:在一定的时间内,集     

以《条例》为准绳 切实做好省志扫尾工作

《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使地方志工作从此步入法制化的轨道。结合工作实际学习《条例》,对省志扫尾工作谈些个人想法。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在修志的历史长河中,官修是其主旋律。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彰显他的家乡,下令撰修《南阳风俗志》,开后世官修志书之先河。国家明令修志从隋朝开始,隋炀帝大业年间曾发布诏令,要求全国各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以后的各个朝代都承继了官修的做法。唐代皇帝下诏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修一次图经(当时方志的主要形式);宋代除了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朝廷还设置了中央修志机构—…     

略论清乾隆年间宫廷修史的历史贡献

乾隆时期,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府库充裕,为朝廷组织学术研究、图书编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乾隆年间官修书籍达200余种,其中具有镜鉴作用的史书编纂是最大部分,先后编纂了137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涉及领域之广泛,编纂体例之完备,资料价值之高,图书题材之拓展,编辑考订之全面,都是空前的。     

明代服饰探论

关于明代的服饰制度,明初官修《大明集礼》和《诸司职掌》、明后期官修《大明会典》和王圻《三才图会》、清代官修《明史》中都有详细记载,《明实录》中更有明代各朝有关服饰的规定。近年来,又相继出版了三部中国服饰通史专著,其中关于明代服饰都有叙述,并根据明代礼书和历史文物绘制各种服饰图样,对明代服饰制度的解说似已完备。但是,明代统治者何以重视服饰制度?明代服饰有哪些特点?它的演变同明     

晚清时期的官修历史

官修历史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财富,在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基础的封建君主制国家里,它被当作特殊的国家制度确定下来。对官修历史发展脉络的特别关注,产生于晚清时期。一般认为,当时发展到顶峰的史馆修史制度,此后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历史学科。而事实证明,在晚清时期,官方修史仍然起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它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现代性上。     

中韩文化交流的新成果─—评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八旗制度是清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为海内学术界所瞩目。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八旗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京营和驻防之分。对八旗制度从努尔哈赤时期产生、发展．到雍正帝胤改革八旗,加强是权,学者们都作了较深入、细致的探讨,论著丰多,并且此项研究仍在继续。八旗驻防对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清史上占有明显地位。因驻防问题官修典籍所述未祥,史料分散,此题专论鸿文,寥若晨星,专著更未见面世。可喜的是韩国汉阴大学任桂淳教授有志于此专题研究,条分缕析,积多年之功…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唐五代《日历》杂识

《日历》是唐中期出现的一种官修史书,也是撰修《实录》的重要依据。受政局动荡和朝代更替的影响,唐五代《日历》的编纂时断时续,未有贯通,但在编修方式和修撰制度上有很大完善和发展,这为宋代《日历》全面、系统的纂修奠定了基础。     

私家著述之善本钩沉——《武缘县图经》评介

地方志源远流长,一向以官修为主,传世经典自然也多为官修志书。唯始修于光绪十一年并于民国十年印成的《武缘县图经》,凡例规范入志门类及其内容极为详尽且有创新,整体编修得法,体例齐备,运用恰当,内容翔尽实用,图表精到,突出稽考史料和调查资料入志,颇具＂乾嘉遗风＂。因此,不仅为同时代人推崇为＂私家著述之善本＂,入藏京师国史馆,也为后来方家共识,为世称道,饮誉志界。但涉及作者、编修始末和传世版本等一些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尚待进一步关注和探究。     

传闻、官书与信史:乾隆皇帝之谜

清乾隆朝文禁之严、文网之密为中国历代所仅见,其时真正有分量的野史如凤毛麟角,历史成了官书的一统天下。而官修史书对宫闱秘事或语焉不详,或刻意讳饰,言词闪烁之间,不免留下种种疑窦。乾隆以后,随着文化思想统制的松弛,有关乾隆皇帝身世、婚姻、家庭等隐私的传闻开始在世间流布,迨至清末民初,达于极盛。野史秘闻固然为小说家津津乐道,但严肃的史家多不屑一顾。时至今日,凡写乾隆个人生活,史学论著和文艺作品愈益壁垒分明,前者以官书为据,后者则笃信传闻、野史。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萦绕于乾隆身上的朵朵疑云有日益浓密之势。本文想谈谈有关乾隆诞生地、生母和嗣位的粗浅意见,请大家指正。     

唐修《晋书》的政治因素

唐初所撰《晋书》为时代较早的官修“正史”,从史书的撰修动机,到史书的体制义例及其内容,都表现出不同于前此私修“正史”的特点,这就是唐初统治集团在修撰《晋书》时,渗入明显的政治成份,以服务于自己的统治。自修“五代史”及《晋书》以后,历代“正史”沿此成规,几乎皆为官修,这也是中国史学史上由私人修史到官府修由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晋书》之修又对     

清医家马冠群撰《黑龙江地略》

官修方志大多出自地方官和当地文人之手,私撰志书,也大都出自著名文人手笔。而医家著地方志甚为少见。请季医家马冠群却独创地志多种,为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向为人们所称道。马氏所撰《黑龙江地略》尤为著称,载录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罪行,爱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明清时期山东私修方志述论

明清时期是山东私修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在种类、数量、体例和内容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具有很高的价值。私修方志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是官修方志重要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方志之不足,并且纠正官修方志中的错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其他史书所未载的地方史料。但私修方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时空分布不平衡;体例混乱,内容繁简不一;考证不够精详,多有溢美之词等。     

政治、政治学与历史研究

一 根据最初的“血缘”关系来说,历史与政治是近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修正史的传统,这种史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资治”,也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的经验。西方国家虽没有官修正史的传统,但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也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中。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以马基雅弗利为首的“政治学派”人文主义史学,     

修志回眸

众所周知,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世代相传,已有2000余年。历代各朝均重视修志,其因皆在于志书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亦继承与弘扬了我国“官志”、“官修”的优良传统。在当代,所谓“官志”、“官修”,就是当代人,在“官家”的主持下,组织一方有识     

清朝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纂修的讨论

南明历史书法,是清朝官修《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南明抗节人臣的表彰与南明帝王史事的处理。从康熙中期正式官修《明史》到王鸿绪刊刻《明史稿》,再到殿本《明史》刊布,官修《明史》关于南明历史书法的讨论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对于南明抗节人臣,起初一本"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的忠义原则,主张大肆表彰忠节,到后期则取法《宋史》、《元史》表彰易代之际人物的做法,表示"不没其实",但在历史叙述上更多地叙述明亡以前史事,而略写南明时期抗清事迹。关于南明帝王史事,由最初讨论为依据《宋史.瀛国公纪》体例,附于《崇祯帝本纪》论赞之末,到独成《三王传》,附于《诸王列传》之后,而最终改置于其始封诸王之末。这样的做法,明显地体现了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和学术倾向。     

明代中朝官修地理志书中的鸭绿江、图们江地理认识

在明代,中朝两国均纂修了代表性的官修地理志书。在对于鸭绿江、图们江地理的记载及认识方面,明朝的官修地理志书因沿袭了传统地志体例模式,"重中原而弱边疆"的记史方式,并继承了"华夷之限"的思想,以及采取了特殊的东北边疆治理政策,而展现出了较之前代几近停滞的认识。相比之下,朝鲜王朝的官修地理志书却因其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扬弃,并基于其北方军事要求与王室需求乃至北疆的快速开拓,以及采取了与内地一致的北疆管辖政策,从而展现出了较之前代不断深化的认识。在导致中朝双方认识出现差异的这些原因背后,更有明朝传统"天下"观的包容型边疆观与朝鲜王朝基于疆土实利的务实型边疆观的不同,而这也正是双方差异如此巨大最深层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