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

１９３８年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述评杨汉卿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国民政府多次进行秘密和平谈判。本文根据目前所见材料,对１９３８年主要的谈判作一概述,并就这些谈判的目的、失败原因、性质等问题进行评析。一、蒋汪从共谋“和谈”到分道扬镳抗战以来,蒋介石企图...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王奇生七七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愤然返国。此次归国行动与以往不同,弃学归来的学子们没有再返回日本续学。查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的赴日留学生统计表上,均记载为“零”。①虽然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     

四件珍贵文物见证国共南京谈判历史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邓颖超等人为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居住在距国民政府不足百米远的梅园新村,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谈的大门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1947年3月,历时10个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最终破裂,中共代表团返回。1954年,在梅园新村旧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本馆藏有国共南京谈判期间有关文物1000多件,现介绍四件重要文物,以飨读者。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宁案”与中法外交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期间爆发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祸及外侨生命和财产,史称"宁案"。事后国民政府与列强展开谈判。法国要求国民政府惩凶、道歉和赔偿,而国民政府则借机提出修订中法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修约议题遂成双方争论的焦点。1927年4月至1928年10月,随着国民政府推翻北洋政府逐渐统一全国,法方的态度经历了拒绝修约、有条件修约和无条件修约三个阶段。中法宁案协议的起草和历次修改,反映了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北伐之初的中立观望到逐步承认国民政府合法性的过程。国民党派系斗争、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变化、北伐军事成功、中美中英宁案谈判都直接影响了中法协议的内容和谈判进程,展现了北伐期间中外关系的复杂面向。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杨天石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中,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１９３８年１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同年６月,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就是为的准备好与日本谈判和议。”①蒋之用孔...     

关于一九一二年“新伊塔城谈判”的几个问题

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建立的伊犁军政府的代表和新疆都督杨增新的代表在塔城举行和平谈判,史称为“新伊塔城谈判”。这次谈判导致了伊犁军政府的瓦解,使革命果实落到了封建官僚杨增新手中,是新疆近代史上一起不可忽视的重要事件。近几年     

“满洲国”承认问题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一直设法迫使中国在事实上承认东北的傀儡政权,国民政府对此拒绝让步。《塘沽协定》的缔结,使伪满洲国和华北之间出现了所谓的缓冲区,国民政府极力淡化这一协定的政治性。山海关内外的通车、通邮谈判过程中,中日双方围绕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出现了尖锐对立,日方并未达到目的。1935年以后,日本还是不断提出承认伪满的议题。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做出了让步,冻结东北问题：虽然不承认伪满,但也不谈收复东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开罗宣言》的发表。     

东北九省流通券述评

正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军队攻入东北地区,短短数周占领东北全境。日本投降前夕,国民政府一方面派员与苏俄谈判、交涉;另一方面则筹划接收东北地区。9月底,国民政府发布由曾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张嘉璈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接收与金融政策规划。在经过反复思量,向多方征询意见后,张嘉璈决意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东北境内的一切税赋缴纳与资金往来、商业贸易等,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王世杰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交

一、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7月30日,王世杰接替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此时正是宋子文访问莫斯科第一阶段结束,回国商讨对策之际。 在此之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于6月27日前往苏联谈判。在十几天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就大连问题、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初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尚未解决。7月12日,宋子文以回国     

毛泽东借美机秘送中共将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当时的考虑是,如果能通过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我们应努力争取.即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但不能实现,也可以使我方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     

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郭沫若毁家纾难赴征程

郭沫若毁家纾难赴征程［武汉］章绍嗣一九三八年春,郭沫若（右二）和周恩来（左一）、彭德怀（左二）、叶剑英（右一）在武汉合影。１９３８年４月１日,武昌昙华林里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欢庆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郭沫若就任厅长。在主席台...     

论武汉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特点

武汉抗战时期,是指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８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临时首都”）开始,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失守,近一年时间。这个时期武汉不仅成了全国抗战的指导中枢,而且成为全国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和进步向上的象征。这个时期,与其前后中国...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有两个人物,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１９３８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１９４１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世桢,１９３９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     

1917—1924年苏俄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对华政策再探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期间，苏俄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在欲图进军北满、武力夺取中东路未行的情况下，又采取和平谈判的策略，坚持保留沙俄时期既有的对中东铁路的权益，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华采取了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