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

进入近代,方志与乡土志的修撰有了自己的新任务。民国8年(1919),林传甲组织编修的分省地理志《大中华地理志》中的一卷——《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发表。京兆是代表国家行政中心的京师所管辖的省级地方行政区划,是当时的"首善之区"。从《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与体例中,可以看出时人将京兆地方看作一个特别的省级行政区域,并将标榜其首善之区地位的思想寓于这部地理志的撰修之中。     

东魏《张琼墓志》疏证

本文在对《张琼墓志》进行录文、标点、补残的基础上,对碑文及志主相关问题进行了疏证。考察以为志记张琼死于东魏天平五年十一月有误,许和杀张琼时间当定在天平四年;志称琼字"德连"正确,而《北齐书》《北史》作"连德"为颠倒。志称琼为"燉煌"汉人,而非史书所谓鲜卑乌丸种之"代人",可视为墓志书法中攀附先世的行径。"谥曰礼也"的书写是墓志"异刻"现象之一——"谥号空位"。对于琼历官的书写,有意隐去了从葛荣事,是褒赠高洁之外隐晦于当时而言不甚光彩的起家事迹。     

《月令章句》撰者考

《月令章句》的撰者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三书中记载不同。《隋书·经籍志》作"汉中郎将蔡邕",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作"戴顒"。笔者就此考证后认为,《隋书·经籍志》之记载更为可信,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当有误。     

《宋书·州郡志》“海陵”的一处句读

正三国时期有没有海陵县?清道光年间泰州修志,这是争论的问题之一。《道光泰州志》卷一"建置沿革"载:海陵县"三国时废",所载与《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相同。这种说法源出于《宋书·州郡志》:"海陵令,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按:标点依中华书局点校本)当时激烈抨击《道光泰州志》的《泰州新志刊谬》对"三国时废"严加驳斥,认为三国时海陵县不废,废的只是海陵令。《泰州新志刊谬》云:"《魏志》黄初二年张辽     

《新疆图志》编纂探析

《新疆图志》是清末王树楠主持纂修的新疆省志,内容丰富、体例新颖,备受赞誉,对当时方志编纂产生了一定影响。《新疆图志》门类创新,图文并重、图表结合,利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和档案文献等编纂而成。     

谈李调元的《罗江县志》

有清一代,名人修志,佳志倍出。诸如顾炎武《邹平县志》、黄宗羲《四明山志》、戴震《汾阳志》,钱大昕《鄞县志》、全祖望《宁波府志》、章学诚《毫州志》和《和州志》、洪亮吉《泾县志》、段玉裁《富顺县志》等志,无不传其美名。清代蜀中著名学者李调元所修《罗江县志》亦是当时所修的佳志。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巡幸志》的文献价值

<正>清代修志蔚然成风,且名家荟萃,名志迭出,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就是其中的一部。近代方志名家瞿宣颖称赞该书"语语必有来历,足为传信之作。"1《中国地方志辞典》则以为:"参加编纂此志者多为当时名学者,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2至于该志的整体评价、文献价值和特色,许卫平《〈(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3《〈(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续志方略评述》4等文章中均有具体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就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之《巡幸》所涵文献价值简要加以叙述。此前,无论是刻本还是影印本,阅读颇为不便。     

由陆贾《南越行纪》及罗泊湾汉简谈方志起源

完成于西汉初南越国时期的陆贾《南越行纪》是已知最早专记岭南地理风俗的志书。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从器志》《东阳田器志》是岭南已知最早以"志"命名的文献实例,揭示东汉杨孚撰《南裔异物志》之前岭南"志"的文化背景,将岭南"志"史的视野前推至西汉,进而拓宽方志源流研究的思路。     

大典本《维扬志》考

缪荃孙认为,《嘉定维扬志》等六种大典本是四库馆臣辑出而为《四库全书总目》失收者。这一观点在四库学及《永乐大典》研究者中影响颇大。事实上,《嘉定维扬志》应为大典本《维扬志》,并不是四库馆臣辑出的,而是阮元于嘉庆十四年冬在全唐文馆中辑出的,包括:《通州志》一本、《嘉定重修真州志》一本、《嘉泰广陵续志》一本、《宝祐惟扬志》六卷(两本)。这四种方志均为明初扬州府所属地区的方志,故均收于《大典》"扬州府"中。阮元从《大典》中将这四种旧志辑佚出来,以作为扬州府之宋代旧志。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典本《维扬志》因阮元家遭火灾而被焚毁。至于缪氏提到的其他五种大典本,可能多为四库馆臣私辑之大典本,而作为私辑之大典本,当然也不会被《四库总目》著录。     

从几种《异物志》看东吴对交州的统治——兼对东吴交州地区《异物志》产生原因再探析

东吴时期诞生了诸多交州地区的《异物志》。这些《异物志》出现时间相对较早、产生集中、记述异物种类繁多新奇且具体。这一现象应当与东吴对交州地区建立起了有效统治并不断深化这一客观背景有关。相关《异物志》中部分材料反映出交州地区对东吴"贡奉"异物以及东吴向交州地区"征敛"异物的情况,正是东吴对交州地区具体统治的一个侧面反映。在当时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之下,东吴为获得立国所需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不断向南拓境。这一政治举动加深了东吴对交州的统治,也在客观上使得东吴士人有更多机会和渠道得以听闻、认识乃至接触到交州异物。除官方渠道之外的异物输送外,东吴时期应当还有更多的不见于史籍记载的民间物资交流,两方面都为当时东吴时期交州《异物志》的繁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明史·五行志》纂修考述

<正>古人作史重视志的纂修,清人顾炎武甚至有"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①之语。堪称"良史"之一的《明史》,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间,经过三大阶段的纂修,先后形成了万斯同《明史·五行志》、王鸿绪《明史稿·五行志》和张廷玉等《明史·五行志》三种本子。关于《明史·五行志》,学界少有研究②。本文兹就《明史·五行志》③形成过程、各志特点及其价值简述如下,求教于方家。     

潜园居士刘大鹏

刘大鹏先生,字友凤,是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科举人,此后三试不第遂隐居乡里,专注于晋祠文化,编撰《晋祠志》、《晋水图志》、《柳子峪志》、《明仙峪志》、《汾水河渠志》等著作,并写200多万字的《退想斋日记》。《潜园记》是先生众多遗著中的一篇杂记短文,记录了先生关心乡梓文物古迹,"潜以韬光,待而大鹏展志"的心态变化,"潜非本意,怀才抱志,报效国家才是真心实意"。     

《南京名志导读·府志篇》出版

正《南京名志导读·府志篇》,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南京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是"南京名志导读"丛书开篇之作。该丛书分为《府志篇》《县志篇》《专志篇》3册。《府志篇》即从现存的南京志书中,精心挑选出六朝、宋、元、明、清、民国等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丹阳记》、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洪武《京城图志》、万历《应天府志》、康熙《江宁府志》2种及嘉庆《江宁府志》、光绪《续纂江宁府志》《首都志》共10     

《析津志·名宦》史源考——兼考元初中书官员刘肃的官职

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现仅存辑佚本)的"名宦"部分,从木华黎到刘因等47人的记载,是从《元朝名臣事略》中辑录而得,二者之间存在史源关系。确立了史源关系后,进一步梳理其中的内容,发现《析津志》和《元朝名臣事略》对元初中书官员刘肃的官职记载亦有误,应为"左三部尚书"而非"右三部尚书"。深入考察后进一步发现,《元史·百官志》对元初左右三部设置时间的记载亦有误,应为中统二年,而非中统元年。     

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史源综考

关于敦煌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之史源,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元和郡县图志》"说、"十道四方志"说及"《十道四蕃志》"说三说。但慎而审之,其史源问题至今并未能很好的解决,故有重新探讨之必要。从体例、文本对勘及相关史料所记《要略》撰述取材等角度论证,可知"《图志》"说不准确;从常理、版本、目录及唐代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等角度论证,可知"《十道四蕃志》"说不正确;在"《图志》"说及"《十道四蕃志》"说论证的基础上,从文本对勘及中国历代地理总志取材的角度来观照"十道四方志"说,最终考定其史源为十道四方志。     

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

辽代因俗而治,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辽史·仪卫志》记服饰制度称:"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曾称作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辽史·仪卫志》记载的服饰制度,原本于《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契丹国志》和《辽朝杂礼》等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记录多有遗漏,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谬误百出。     

刘禹锡撰《和州志》说质疑

《国史经籍志》《直隶和州志》著录唐刘禹锡《和州志》八卷及《和州图经》,今人或本此说。文章认为"《和州志》八卷"实为万历三年(1575)齐柯等纂修本,因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或简称《和州记》,在传抄、刻印中误脱"《和州记》齐柯"造成的结果。刘禹锡撰《和州图经》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历阳书事诗序》"考《图经》,参见事"而衍生的错误说法。     

从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管窥《括地志》的原貌及相关问题

《括地志》是唐代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唐宋以降地理类志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南宋时亡佚后,乾嘉学人始做辑佚,至今主要有四个本子,虽勤且有功,但都无法展示《括地志》之原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保存了《括地志》原貌的部分,基本坐实了《括地志》"分道(部)计州"、"州下为县"的体例,展示了条目分类、排序上的清晰脉络。"残卷"对《括地志》"翻缉疏录"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理解和补充,可对唐代相关史志进行校勘和重新认识。"残卷"还首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李泰并非只是《括地志》挂名的作者,他曾实际参与到《括地志》的修纂工作中;目前认定的所谓《序略》,也是《初学记》从自身需要引述,其内容不当是五卷或五十卷之《括地志序略》。《括地志》的辑佚工作有必要重新展开。     

任桐《沙湖志》之“沙湖”指谬

正清末民初,浙江永嘉人任桐寓居湖北武昌,自号"沙湖居士",于武昌沙湖西北岸修建"琴园",并著《沙湖志》及《园林春色》二书。《沙湖志》记"沙湖之十六景"并"沙湖"地区湖景、山景,以及名胜古迹、人物、寺观、村集、出产、风俗等;而《园林春色》则主叙琴园,内容与上书多有类同,唯记该园之营建、景致、诗文、楹联等,别有新意。《沙湖志》出版于1926年,原仅为油印本,国家图书馆有藏,2004年收入线装书局之《中华     

扎实做工作 修志结硕果

1982年12月,中共桂林市委、市政府设立由31人组成的《桂林市志》编纂委员会,当时的市长梁山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并抽调专人组成市志办公室,编制15人,开展了收集资料、培训修志骨干的工作。1988年9月15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桂林市志》篇目(初稿)和《桂林市志》的编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