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出土“龙凤”款官印的初步研究

建国以来,"龙凤"款官印在全国多地陆续发现,为我们研究元末韩宋政权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安徽作为韩宋政权兴起之地,近年来亦不时有类似官印的发现。将安徽出土的"龙凤"款官印进行梳理,结合全国的出土情况加以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韩宋政权的机构建制和官印的形制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渭南市博物馆藏金代“总领军马都提控印”考释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一方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金代官印,此方官印除印文外,背面和两侧阴刻铸印机构、铸印时间等款识。此印作为特殊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金代后期招募义军的历史,同时也侧面反映了金代官制、官印的变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金史》的相关记载,从官职、铸印机构、品阶三个方面对该印进行考释。     

宋代官印制度略论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永昌大元帅印”初探

2016年彭山明末战场遗址文物被盗案破获后追缴回一枚永昌大元帅金印。该印与所见张献忠大西政权官印纪年刻款不符,出水带有"西王"和"大西大顺"文字的文物,也不支持"永昌大元帅印"为张献忠所有。目前所见李自成政权官印和永昌大元帅印一样使用干支"癸未"纪年款,用同样的"永昌"年号。"永昌大元帅印"用"印"字入印文,可能是文献记载中"改印曰符"时限前的实物例证。这方金印极有可能是为李自成铸制、备用的。     

浅谈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几方官印

中国古代官印是统治阶级行使政权和管辖权的凭信物,是封建政权的象征。黑龙江省博物馆珍藏有从渤海国至清代的官印,它们是统治阶级对黑龙江地区行使统治权的实物鉴证。又因年代久远,做工精美,官印本身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欣赏价值。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注释补正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释文及对官印质地、钮式、著录与收藏单位的考证,为古代官制、地理学、民族关系与官印制度、鉴定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就目验所及,对该书注释中的若干误记、失记及印章的质地、钮式和厕入伪品进行了校订,部分缺释的印文,亦一并补释。     

浅谈三方宋代四川官印

在中国印制发展史上,宋代是承上启下的一环,至此印制已发展得较为完备,后世多沿袭之。四川省博物馆所藏三枚宋代四川官印,既是宋代官印发展史的实物印证,亦是研究宋代官制和兵制的珍贵资料。     

关于“中书门下之印”的断代

《文物》1984年第9期《"中书门下之印"小考》一文,将吉林市博物馆藏的这方印定为宋代官印。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唐、五代、宋、辽、金都有"中书门下"机构的设置。唐代官印较小,多鼻纽,印文多用小篆,此印显非唐物。与宋代官印对比,以下几点差别也较明显:一,宋印开始用九叠篆,但仍有唐代遗意,笔画浑厚自如;此印笔画平直,棱角分明,显得呆板。二,宋印多有背款,不仅刻铸印年月,还刻     

凌源市博物馆藏三方金代铜印

金代军府官印历史遗存较多,与其临时设立的军府机构较多有关。临时军府机构的频繁置废,增加了对官印管理的难度,也与其对官方印信较为松弛的管理相关。金代官印以九叠篆为内容,以简洁的铜质为载体,均为典型特征。金代施行的军府制度,既成就了女真的迅速崛起,也为其败亡埋下了伏笔。     

试论“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的断代问题

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军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军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军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军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官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官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军外镇中留后官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军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官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军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官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     

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

勘合是明清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一种官方文书。成化六年(1470)发行的工部班匠勘合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勘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兵部驿递勘合上除了发行时填写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官印和戳记。前者呈正方形,后者的主体部分由长方形及其上方的梯形组成。从保留在勘合上的各种官印和戳记,我们可以了解勘合的发行和使用的流程。这些勘合文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根据实物研究明代的勘合制度。     

古玺印菁华释地三则

古官玺中涉及的地名颇多,其研究对古文字、古地理及古玺分域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从玺文的形体分析角度出发,对《古玺印菁华》收集的三方官玺予以考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清代博爱李自奇卖地契李仲买地契的史料价值

李自奇是李牟的父亲。李仲号大亮,是李岩的二哥。康熙元年李自奇卖地契,十二年李仲买地契,与康熙五十五年《李氏家谱》中有关记述可相互佐证,既为研究清初豫北土地买卖提供了具体资料,也为研究明末李自成军中的李牟、李大亮提供了佐证资料。     

明代钦差考

钦差作为由皇帝钦命特遣的官员,在明代国家管理事务中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存在形态,这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其缺乏整体、专门的关注,在零散的使用中也往往比较随意,出现许多细节性错误。文章通过对明代钦差的详细考证,认为:钦差称谓出现于元代,而在明洪武时期的官方文书中已较多使用;钦差的选派也要经过官僚体系的运作,是皇帝与官员共同合作的结果;其派遣区域以皇帝为中心,既包括地方,也包括京城;其身份凭证除了敕书之外,有的也有关防,甚或印信;明代钦差并非都是钦差大臣,也包括低级官员、宦官及固定差遣者。     

“夜郎王印”刍论

夜郎王印与滇王印同是西汉＂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度的产物,但对西汉王朝而言,两枚王印颁赐的政治考虑是有区别的。在夜郎问题研究中,夜郎王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还原夜郎古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助于判定古夜郎的中心区域、夜郎国首府、传承世系、历代夜郎统治者的墓地位置等,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热潮中,＂夜郎＂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文化品牌,出现了民间屡屡发现夜郎王印的现象。要判定某些民间发现的夜郎王印的真伪,首先必须对汉代赐边方国印授的形制、质地、印文格式等有所分析。夜郎与滇同于西汉武帝时获赐王印,因而,滇王印应是夜郎王印的很好参照。破解夜郎王印之谜的途径,是以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寻求答案。     

古印中一枝奇葩 --湖北省博物馆馆藏汉印

汉铜印以其规范模式、艺术成就与风格奠定其历史地位。汉官印字是一种从篆书向隶书过渡。汉官印的特色：严谨中见生动、规矩中见流畅,自有刚毅雄强之气。汉私印则形式自由,款式灵活,丰富多样,印幅面较小,制作精细。从这些古印中可窥测到汉代铜印艺术特色与风格。     

方寸之美——从提卡遗址出土的赫梯印章辨析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交流

“‘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中有一枚发现于提卡遗址的戳印,年代为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在该遗址另发现两枚巴比伦风格的滚印,同样属于青铜时代中期。本文从考古学、文献材料、印章工艺等方面对这枚戳印的遗址信息、功能形制、图像结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由此探究距今约4千年前,提卡、赫梯、古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往来,进而解读古代两河流域地区的文化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