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伊巴丹历史学派再思考——以阿拉伯文手稿的收集与研究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伊巴丹学派在尼日利亚兴起。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强调伊巴丹学派创新地使用本土口述材料、书写民族主义史学。以阿拉伯文手稿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学派,能够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跨时代、跨学科的多元、动态的学术流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各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在伊巴丹大学收集、整理、运用了大量阿拉伯文手稿,将其背后穆斯林的历史纳入“非洲人的非洲史”,打破了殖民者带有的种族偏见,并证明非洲人历史上具有国家治理经验。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伊巴丹学派遇到资金、史观的挑战,学术影响力逐渐下降,而“民族主义”“口述材料”亦不足以概括伊巴丹学派的特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

非洲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给非洲传统史学造成严重的冲击。20世纪中叶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涌现出一批本土史学家,他们要求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建立了民族主义历史学派,如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     

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

20世纪中叶,伴随着非洲国家纷纷走向独立,史学研究领域的非殖民化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非洲第一代本土史学家应运而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非洲历史中殖民主义的影响,恢复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阿德·阿贾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非洲人的视角研究非洲历史,撰写了多部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历史著作;他强调非洲历史的延续性,认为殖民主义仅是非洲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他的研究提升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及其贡献

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既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民族独立运动将非洲历史的重构提到了日程,国际学术界开始承认非洲历史学科的存在。《剑桥非洲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写及有关非洲历史的杂志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对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巴丹学派、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和达喀尔学派等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在非洲史观的确立、方法论的突破和史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学派也有一定的缺陷。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在树立非洲人民的自信和非洲国家建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以墨西哥为例

<正>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1))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2))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3))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4))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     

南海Ⅰ号沉船目的地研究——以出土金叶子为线索

<正>南海Ⅰ号其具体年代虽存在多种意见,但差别多在精度,12世纪末13世纪初是基本共识⁽(1))。该沉船约有20万件文物,涵盖了瓷器、漆器、竹木器、金属器、玉石器几大门类,尤以瓷器为大宗⁽(2))。基于瓷器流布和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其目的地是东南亚⁽(3))。根据南海Ⅰ号所见具有异域风格的黄金首饰,也有研究者表达出东南亚及其以远~⁽(4)),乃至阿拉伯、波斯湾地区的倾向或意见~⁽(5))。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已经证实,东西海路直通贸易至少在唐朝便已稳定开展~⁽(6)),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尼日利亚地理

尼日利亚的中、小学在二次大战前就开设了地理课程,但作为一门学科其基础的奠定则普遍认为是在1948年.当时,伊巴丹大学(系伦敦大学分院)成立并开设了地理学这一门基础课程.这个良好开端使地理学在尼日利亚迅速地得到了发展和推广.1962年,伊巴丹大学和伦敦大学分离并获取了自主权.1960年前,尼日利亚地理学由于遵循伦敦大学的模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影响的     

非洲历史的整合与分割——非洲史研究的当代走向

当20世纪初,牛津大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将非洲历史贬为"地球上风景美丽但落后的角落里野蛮部落无意义轮回"时,恐怕欧美史学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20世纪下半叶,非洲历史将发生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围绕对非洲历史的整合建构与分割从两个方向展开,史观、史料和方法都随之取得突破性进展. 20世纪60年代,非洲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欧洲中心论统摄下的非洲历史研究成为去殖民化运动铲除的对象,民族主义史学学派兴起,如西非的伊巴丹学派、东非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等.他们以口头传说、考古发现为依据,试图"重建"非洲被殖民前的历史图景.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空间文化、社会记忆与身份认同——关于文化传承发展的几点哲学思考

<正>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和创新的起点。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并解决时代重大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复杂、更难”。⁽(1))以史为鉴，可以明智。回望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2))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正>“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论断”,     

社会不平等与集体性权力：舞阳贾湖史前聚落的社会形态研究

<正>一、引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图一)，面积约5.5万平方米，以贾湖文化遗存为主，年代约为9ka—7.5kaBP，亦即距今约9000至7500年。贾湖遗址第一至第六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1)),第七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二)》⁽(2))，第八次发掘资料暂以简报形式部分发表⁽(3))。     

万里茶道湖南段的产茶区构成与历史地位

<正>万里茶道是1689年至1960年期间中国几个南部省份将所产之茶途经蒙古国输送至俄罗斯的一条古代商贸道路。鉴于万里茶道的突出价值和现存的大量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于2016年将其确定为“十三五”大遗址⁽(1)),2019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这是湖南省继侗寨(湖南、广西、贵州)、凤凰古城之后列入中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的第三项。     

两汉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考

<正>以刺史监察郡国,是两汉官僚制度中一项重要举措,顾炎武曾誉其为“百代不易之良法”⁽(1))。关于汉代刺史及刺史制度,目前已有诸多讨论。⁽(2))不过其中一些具体规制仍有待辨析,如刺史迁转中的“居部九岁举为守相”问题。这一规定最早见于《汉书》卷八三《薛宣朱博传》: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     

阿卡德帝国研究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

<正>阿卡德帝国(Akkadian Empire)是指约公元前2316至公元前2173年,由萨尔贡(Sargon)建立,从萨尔贡到沙卡里沙(Sharkalisharri)四代共五位君主统治的两河流域统一王朝,有时候也称为萨尔贡帝国、阿卡德王朝或萨尔贡王朝。⁽(1))阿卡德帝国通常以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录的第一个“帝国”著称,萨尔贡、纳兰辛(Naram-Sin)更作为君主的正面或者负面典型在后世的两河流域传颂。⁽(2))     

立场、观点、思维：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历史观建构

<正>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 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2)) 历史学是对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学科。因此，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有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历史智慧。“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