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吏制研究述略

吏制,即学者所称之吏胥制度、胥吏制度或吏役制度。鉴于吏和役的复杂关系,吏制研究有时又不得不牵扯到“役”的问题,本文统称为“吏制”。“吏(役)”在各级政权机关中的职能无可替代,从大处着眼看吏胥制度的特殊作用,则是在整个官僚结构中形成了一种官员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官、     

乡居科茨沃

“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英国前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爵士的总结,也是英国人的共识。位于英格兰中心的科茨沃正是对这一说法的最佳注解。于鲜花围绕的石头屋中入睡,在静谧的水上小镇漫步,和私家庄园的主人聊天,沿着科茨沃的浪漫之路走下来,这些如梦之想均可一一实现。     

一段难忘的历史——抗捐军斗争史实记

今年是红军长征过彝区五十周年。红军凭借党的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族区,是我党我军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和“抗捐军”,是红军留在大凉山地区的“两兄弟”,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本刊特发表《一段难忘的历史》一文,以资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     

试论清代吏、役的作用和地位

吏,即各种书吏;役即包括衙役在内的各类差役。清代,吏与役已无多大差别,虽然工役有所不同,吏“抱案牍、考文章、备善写”,役“供拘提驱使”,但都属“职役”,是以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不可或缺的两套具体办事班子,故二者往往已经相提并论。一个主内勤,一个主外勤,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本文拟对吏、役的作用和地位作一番考察,并揭示吏、役在清代权势日炽,危害愈深的原因。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及其启示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成功合并,不仅对英国历史而且对世界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在分析两个民族合并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合并既是双方共同需要的结果,即苏格兰的经济发展需要与英格兰的安全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双方政治精英一手操作的结果; 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是世界历史上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解决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冲突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

18世纪SO年代初,正当清朝国势如日中天之际．一桩建国15o年来最大的贪污案．即8肃通省官员折捐冒赈大案被揭发出来．自封疆大走以至州县牧令SO余员以“侵盗钱粮”罪骄首就戮,乾隆皇帝为政治腐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所震惊．在公开发布的谕旨中一再慨叹是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其实,交治的败坏由来已久,但作为其主要表证的贪污、贿赂瘤疾却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也就是18世纪后期才迅速恶化的。甘肃通省官员贪污巨案,以及接隆败露的贪污贿赂案件P不过使陶醉于乾隆盛世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开始清醒而已。乾隆五十五年（1N0年）内;剖学…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京剧大师出身相门

松筠,玛拉特氏,蒙古族,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官显宦。为人清廉刚正、高风亮节。由伊犁将军调升京官尚书时,骑驴到部。门役不延入内,先行告知再入,轻视之态,形于眉睫。松筠坦然自若,扶驴立待。不多时,自侍郎以下,所有官员排班出迎。门役目瞠口呆,傈然手足失措矣。松筠不究,泰然随入。不问前情,部中员役均羡尚书风度高峻,宽宏大量。从此钦敬万分,迄公寿逾八十,命以都统衔休致。卒时“恩加”太子太保,“并赐”祭葬,予谥“文清”。因此世称松文清公。京剧大师言菊朋,就是他的后代。     

明代卫所制度设计与军户家族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卫所制度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和行政管理组织形式,在卫所制度的运行中,卫所军户以军籍的身份存在,在相应的卫所里承担军差,而州县军户作为卫所军户的替补,以民户的身份存在,承平之时在州县承担民差,当卫所军户故绝时会被勾出补役,身份也转变为卫所军户。这样的卫所制度设计,影响了明代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一直到明代灭亡并延续到清代。湖南新田骆氏家族的历史记载,在卫所军户和州县原籍军户体系中各有清楚的呈现,通过《明史》《明实录》等传统文献和地方志等史志文献,以及家谱和碑刻等民间文献中不同的历史书写,来探寻两类军户关联的可能性、实现途径,以及隐约可见的军户家族的历史记忆和家风传承,以此揭示卫所制度影响之下军户族群关系及其身份变迁。     

从南宋义役看江南乡村治理秩序之重建

本文从海内外学界对南宋义役的认识分歧入手,在摸清义役的实施概况、发展阶段和运作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区分了义役的不同类型,即有民间主导型和政府推广型之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从乡村上户、胥吏阶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在义役问题上的利益博弈入手,分析了义役败坏的诸般原因。认为民间主导型义役是乡绅集团在差役重压下,试图通过集资助役、自主排役之方式,主动参与赋役征收、地方治安等乡村治理秩序重建的有益尝试。     

殖民强权的“例外之地”和“绝对责任”制度在晚清中国的形成

外国列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中国推行了一种“绝对责任”制度,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对外国人在“排外”争端中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赔偿并严惩涉事中国人和案发地区的官员,而并非照国际法惯例或中外法规来判定中方人员是否应被如此惩处。这种政策和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实施军事管制法和现代国家实施“紧急权力法”等现象在法理和政治哲学上有紧密联系,其理论核心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和程序正义的“例外之地”。列强最终借1901年《辛丑条约》将这种政策变成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本文通过考察这个此前极少被学界关注的重要现象及其历史成因和国际背景,来剖析相关的霸权政治和殖民实践的运作逻辑。     

英格兰骑士役保有制的演变及其废除

骑士役保有制是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中最主要、最典型的封建土地保有制度。在该制度下,封君与封臣对同一块骑士领都有各自的土地权利,并且他们各自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骑士领的实际占有者骑士役封臣逐步获得了土地的继承权、转让权与大部分的自由处置权,对骑士领的土地权利逐渐向私有权靠近;同时,保有骑士领的阶层也在不断扩大,他们对土地私有化的需求与行动力在持续增强。在英格兰内战爆发初期,骑士役保有制终于被彻底废除,私人土地产权得以在英格兰初步确立。     

晚清的州县行政改革思潮与实践

清代州县行政在官员任用考核、机构设置、财政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病 ,表现出欠缺合理化的前近代性质。晚清时期 ,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对此提出改革意见 ,并在“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得到清政府采纳。这种改革思潮与实践 ,对中国县行政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白族图腾漫笔

“图腾”这一术语,是北美印地安人的语言,意思是“它的亲属”,即所崇拜的这个神灵(精灵) 是他们的亲属。这种图腾崇拜我国各民族都有过,白族也不例外。白族在云南是历史比较长,经济文化发展比较高的少数民族之一。从它的社会发展情况和居住地区而言,大体分为三个支系: 一、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分散到昆明、元江、邱北、南华一带的民家人; 二、居住在维西、兰坪两县澜沧江沿岸     

“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

明清基层社会管理制度转型中,州县捕巡官员的分辖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尤其以广东最为典型。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巡检司直接统辖乡堡,清初典史、驿丞等开始具有辖地,至雍正五年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也纷纷移驻乡村,并最终通过乾隆二年吏部行文将捕巡官员分划辖境的管理方式从局部区域推广至广东全省,事实上形成了县下一级行政单元的雏形。捕巡官员在基层社会发挥了有限但又广泛的行政职能,与乡绅形成共治乡村的关系,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其辖区具有了统一名称——"司"。广东并非孤例,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以后全国各地大量出现类似捕巡官分划辖境的现象,构成一种全国性的州县分辖制度,代表着国家将行政机构向县以下渗透的初步尝试,由此传统以县为界将皇权、绅权视作"双轨政治"的认识就具有了重新思考的必要。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明代的“均田定役”与“均田免粮”

明中叶以后,某些主张改革田赋徭役积弊的官员,主张“均田定役”,通过调整乡官、乡绅、豪强地主和小户的徭役田粮负担而缓和社会矛盾。到明末农民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用以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扩大农民军的影响。“均田定役”和“均田免粮”虽然有联系,但其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本文着重阐述两者的来由和演变过程以及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历史作用。     

盛誉东北的吉林北山

吉林市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吉林市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远逃长白,近绕松花,扼三省之要冲,为两京(盛京,即沈阳;兴京,即辽宁新宾)之屏障。”所以在清朝就是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东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民国年间,吉林市是省城的所在地,全国惟一一个以省内著名古城命名的省就是吉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