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从“新革命史”的提出和讨论谈起

“新革命史”以与传统革命史观“对着干”的姿态出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很深的“学统”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城一度式微,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其实,即使凸显革命史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深受其影响。“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既是一些具体研究实践的升华,又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学界革命史研究取向的归纳和命名。近十年来,缘于学术自身的演进、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呼唤,中国革命史研究呈现复兴的态势。“新革命史”研究热即是“再兴”的一个典型表现,且预示了“两个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趋向。     

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

正二十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动荡和变迁,它是一个古老文明浴火重生的战场,也是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最活跃的舞台。近年来,在一度经历"告别革命"思潮席卷的中国史学界,"革命"又悄悄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引入社会史、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和视野研究中国革命的论著层出不穷,"新革命史"研究已蔚然成风。与传统革命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变迁的核心动力和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新革命史"力图摆脱阶级斗争的解释模式,注重从政治结构、社会动员、革命     

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从历史长程中梳理近代以来革命史的形成和建构,有助于深化对当代史学变动取向的学理认知。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记述和研究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新革命史"或是"革命史"研究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转向,只有在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出现。     

第二届“档案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进一步鼓励民国史研究者对档案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彰显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和新成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杂志社于2022年11月26—27日共同举办第二届“档案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校与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学者齐聚云端，围绕“革命史视野下的民国与民国史视野下的革命”这一主题，就40篇论文（含档案史料学专场3篇），展开12场讨论（含圆桌会议1场）。会议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团赴法学术活动综述

2003年金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一行六人应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和维济尔法国大革命博物馆之邀,赴法国作学术交流。先后在两地与法国同行一起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史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学术活动围绕“社会化史”、“政治史”、“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三个论题展开。     

继承传统 推动党史、党建研究

胡华教授是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毕生坚定不移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新中国中共党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胡华教授的一生伴随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曾先后担任学校的中国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在日本,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已经有长达90年的研究史。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和"灭共"研究到战后初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同情而进行的探讨,经过对革命的反思到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是将革命根据地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日本学界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地方组织、宗教团体、土匪、移民、青年、女性以及村落内的互助和恩仇等。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重视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非身份制特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了对于根据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人物的社会作用研究。在对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他们较早认识到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结构的根本变革。其研究体现出了社会革命史的取向。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的新门径——从李金铮《传统与变迁》所见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是李金铮教授较为关注的两大阵地。多年来,他勤奋耕耘,取得了较多可喜的新成果。尤其是新近出版的《传统与变迁》一书,更是以其独特的学术敏感性,在反思中建构了一条清晰可见的中国近代乡村史治史新门径。这个治史新门径(亦可称为方法论),主要呈现为四种视角:一是整体史视野,即由"碎片研究"到"整体研究";二是总体史目标,即区域的整体研究;三是考证与还原的求真路径,即"问题意识+多方论据+考证功夫";四是新革命史理念,即有效改进传统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性指导。以上视角,均具有较强的普遍适用意义,可谓对当今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走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困境——以中国的美国革命史叙述为例

由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存在着一种厚今薄古的倾向,中国的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在中国,关于美国革命历史的研究文章数量十分有限,专著更是寥寥无几.即便是在这些有限的叙述中,还存在着不少令人遗憾的问题.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反思和讨论,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当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本文试图以对这个领域中所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一点个人的看法,以期引起学界同人的讨论和批评.     

评《法国大革命史词典》

去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同世界各国同行一样,我国史学界也举行了各类学术活动,并推出一批作品,而反映中国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整体水平的,依笔者之见,当首推端木正教授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史词典》。 该词典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织,由我国近三十名老、中、青法国史研究人员集体编撰而成。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各自研究大革命的心得,又吸取了国外同行的研究成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时空维度的扩展及其意义

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受到"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在"建国神话"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帝国学派以降,部分历史学家一直试图借助时空维度的扩展,在超越"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美国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充分借鉴帝国史、大西洋史、西部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等路径,提出了"革命时代"等富有新意的命题,开拓了"流散群体"研究等新领域。这一学术取向反映了历史认识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刻变化,改变了美国革命史的研究现状,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如模糊了革命的本义、忽视了国家的角色、操作层面的困难和现实关怀的干扰等。     

墨西哥革命史研究中的新动向

六十年代初,在墨西哥革命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股“微观史热”。墨西哥国内外许多从事墨西哥革命史研究的史学家化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到墨西哥各州、市、各地区、各教区查档案、翻资料,走访革命老战士,编写了无数地方小史,阐述了墨西哥     

清末政治史研究的宏观检讨

清末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作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认识的视角发生转变,使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进入理性实证研究,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并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清末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围绕着范式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出现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鸣。两种范式之争,激发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兴趣,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深化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暴露了中国近代史学界理论思维的贫乏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正因看到两种范式的局限,人们开始探寻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并相继提出了诸如新革命史范式、新现代化范式、新社会史范式等。本文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基本趋向,以推进中国近代史解释框架和叙事体系的更新。     

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全球史与跨国史的范式被应用于法国革命史研究,相关成果层出不穷,为学术传统悠久的大革命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全球史与跨国史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侧重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与法国本土的互动、帝国间的全球竞争、跨国启蒙运动等角度探讨革命的起源以及发展动力问题。在20世纪后期的革命史学中,以经济与社会因素为中心的正统派逐渐让位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修正派。新近出现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范式,在保留政治与文化因素的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重新考察经济与社会结构问题之于大革命的意义。本文通过爬梳相关著述,探析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起源学说,解读殖民地与大革命的关联,归纳全球转向下不同法国革命史研究路径的特征与得失。     

胡乔木与新中国史研究事业

<正>胡乔木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思想理论宣传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支笔”“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十分重视学习、研究、宣传新中国史,积极倡导和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为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改革史。20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改革史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改革史”学科范型基本构成;社会改革作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成败规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发展。“改革史”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继续呈现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