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史学界出现一股强大的潮流,即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并导致跨国史的兴起。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历史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关注跨国力量和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各国"国史"研究的面貌。跨国史还关注18世纪晚期以来人员、思想、信息、资本、商品和制度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开辟了许多被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漏掉的新领域,已经成为新的史学分支。跨国史研究凸显了跨国经验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历史,包括20世纪的冲突与战争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跨国史的视角重新书写20世纪世界史,包括增加非国家行为体的经历,突出跨国力量对各国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影响,将国际人权保障、教育与文化交流、大众文化传播、消除传染性疾病、跨国环境合作以及国际体育等"低端"事务写入国际关系史。     

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北大核心

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参与塑造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安全观念,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而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促进了东欧剧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学者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问题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     

“学生冷战”及其悖论——以国际学生大会为中心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频仍,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社会或文化属性为特征的跨国民众组织纷纷建立,并借助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将裂痕延伸至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更为深度的东西方对峙样态。学生群体在这场冷战对抗中表现格外突出。以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为代表,跨国学生组织虽然参与到冷战政治对抗进程中,却并未完全遵循政府议事日程。学生组织的独立性和进步性使其始终与冷战政治保持距离,并成为促进冷战缓和乃至终结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冷战”及其悖论展开探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整的冷战叙事,回应仍旧处于争议中的冷战史研究母课题。     

“文化转向”与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兴起和嬗变

美国冷战宣传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沿着文化分析、国内因素考量和帝国视角三个方向行进的。学者们采用文化视角把美国对苏联东欧的心理战解读为向海外投射美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用组织文化和政治文化概念探讨宣传制度机构分合演变背后的根源,把冷战宣传解读为美国政治文化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理念的产物;借鉴后殖民视角,把冷战宣传解读为一种追求无形控制的"文化帝国主义"战略。推动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在于,学界并未仅仅把对外宣传视为对外部因素回应的产物,而是积极探寻其在美国国内和美国文化层面的历史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界在大力提倡冷战"国际史"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冷战"国家史"的方面,注意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国内因素和动力。     

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是一项以英美为中心,遍及世界各国,全球化趋向显著的研究领域。而任一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亦是这一全球化的产物。其中,美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中的国际性和全球性体现的最为明显。首先,从内部角度来说,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以研究本国妇女为主的情况下,从诞生之初就不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史家和著作,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跨国专题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出现全球化转向的趋势;其次,从外部角度来说,美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对其他国家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域外学术思想、理论和研究人员的影响,并促使其在研究方法、理论和内容上发生重要的改变。这种域外影响,以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女权主义为最。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约翰·L.加迪斯冷战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在方法论层面上,约翰·加迪斯的冷战史研究经历了由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到历史方法主导的转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加迪斯倡导跨学科视角,探索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史研究结合的途径,从理论上分析美国"遏制战略"和冷战进程,提出了冷战"长和平"的命题。不过,加迪斯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做出的冷战史解读失之于简单化,而冷战的终结则进一步暴露了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因此,冷战结束之后,加迪斯开始注重历史学的方法,尤其是新文化史的方法。加迪斯冷战史研究方法重心的转变,对美国外交史研究多元化协调发展而言,可能是一种缺憾。     

史学新边疆:冷战环境史研究的缘起、内容和意义

冷战环境史学是基于美苏冷战对环境造成影响的现实问题和军事环境史学不断拓展的学术背景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也是冷战史学与环境史学转向、交叉的产物。在学科属性上,冷战环境史学是冷战史学和军事环境史学的独特分支。在研究方法上,它承继了军事环境史学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与互动等研究方法,同时也吸取了冷战史研究所倚重的文献分析法。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冷战时期各国国防建设带来的环境变迁、战争与环境和地区局势的互动关系、中苏经济建设产生的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技术推广、环境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开展跨国研究、强调环境问题与冷战态势的互动性研究、借助冷战史研究中使用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是冷战环境史学的新趋向。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资料发掘不够深入、过度拔高环境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深化冷战环境史研究,就需要加强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考察研究对象的共性与个性问题。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张曙光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和中苏同盟》

中苏同盟的兴衰 ,在冷战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2 0世纪 40年代末 5 0年代初 ,中苏两国在同盟形成之时都曾宣称 ,它们之间的“兄弟般团结”是“永恒的”与“牢不可破的”。然而 ,不过十年间 ,中苏同盟关系已出现了严重裂痕。到 60年代末 ,两国关系甚至达到了反目为仇、兵戎相见的地步。中苏同盟的瓦解对冷战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它不仅实质性地改变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冷战中两大阵营对峙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及制度对立的性质 ,因而使得冷战在 60年代末 70年代初以后演变为一个同常规性国际对抗有着更多…     

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德〕迪特·海茵茨希著《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

随着冷战的结束,有关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局面。形成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Lewis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NewColdWarHistory)的一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的德文新作《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历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本引人注目的专著。海茵茨希是德国著名的中、俄问题专家。他于1997年夏退休前,长期担任颇负盛名的德国联邦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兼亚洲部主任。早在70年代末,他所著《1923—1927年…     

日本二战史研究的性别转向：口述证言、记忆研究与历史学的革新

日本口述史起源于公元8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受近代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口述资料逐渐被边缘化,以文书档案为中心的政治史占据了历史编纂的中心位置。二战后,伴随着民众史和社会史的勃兴,口述史开始为日本主流史学界所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记忆转向,日本口述史研究的关注点,也从重构历史事实转变为考察历史叙事本身的建构与口述资料背后的语境、权力关系等,口述史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革新。战争性暴力由于其议题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口述资料,成为日本口述史的一个中心议题。日本史学界通过聚焦“慰安妇”和“斑斑女”的口述证言,从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战争性暴力,从性别视角推动和更新了战争史的研究。     

意大利史书写中的“记忆转向”与“全球史转向”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兴起“历史记忆”的研究潮流，这是受当时席卷欧洲的“记忆之场”趋势影响的结果。20年后，意大利又兴起“全球史”书写，将意大利史放在全球框架中展开。从“记忆之场”到“全球史”,这两次“转向”体现了意大利史书写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它受地方多样性、共和危机、欧盟困境、全球化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在不同层次上与意大利的现实相互交织，影响意大利的本国史研究；另一方面，意大利历史书写长期以来又有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服务的强烈倾向，故而强调以民族国家为本位。以民族国家整合为宗旨的历史写作还将在意大利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艰难跋涉。     

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冷战国际史研究

毫无疑问,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持续战后四十多年、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冷战刚刚结束二十余年,冷战造成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世界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格局的发展,新冷战的阴云也常常在世界上空飘荡,加之有关冷战的档案资料的大量解密,冷战国际史研究自然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我国学术界对冷战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成立,一批造诣颇深的学者加盟,其冷战国际史档案资料库的建立,一些重大项目的组织与完成,相关国际学术会议、论坛的多次举办,把我国的冷战史研究推向高潮.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50— 60年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 ,从 70年代开始 ,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 ;1 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在“缓和时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是 ,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 ,更重要的是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卷首语

<正>新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自1990年代初开始至今已二十年有余,世界各国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与公布,极大地推动了战后国际关系史学科突破传统的单一、封闭、直线型研究定式的局限,在冷战的大框架下,发现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揭示新的规律。冷战史研究作为一个国际史研究的平台,已在不断地向多元化认识、跨学科架构的方向发展。其间,"正统加档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