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残年有志惜晚晴”

今年6月2日,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李老是我的老领导,是我所敬爱的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我由关中分区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我在这里当教员）调回延安,到中央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张闻天同志,副部长是李老。我在李老直接领导下,研究当时全国国民教育问题,参与了《我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的写作。1941年夏,我从中宣部调到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任研究员,李老以中宣部副部长名义,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我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这时同李老接触更多了。在整风学习中,李老…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延安新闻界的两个事件

一、延安记者要求"采访自由"事件1941年初夏,在延安清凉山上的一个窑洞,我的爱人田海燕带我拜见了博古。我们为何拜访博古呢?这需要作点背景介绍。我的爱人田海燕,是四川泸州人。上个世纪30年代,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进入中国医学院习中医。"七七事变"后,他通过邹韬奋先生介绍到了延安,先在抗大(四期)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抗大政治部、新华社、《新中华报》工作。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     

武昌首义路93号二三事

<正>1978年春天,湖北省文联恢复工作,作家、画家、摄影家、编辑,陆续从外地归队。首义路93号,一座花园式院子中的两层老别墅,便是省文联的办公处。一楼四室一厅100多平方米,省文联负责人骆文、王淑耘夫妇及吕庆庚(笔名勤耕)、沈毅各住一间,在这儿办公。这时候,我获悉所在的鲁迅研究小组将要解散,一天从水果湖到首义路去,顺便向骆文、王淑耘辞行。可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异口同声要我留下到文联工作。不久,我到文联上班,安排在办公室处理杂务,     

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漫画家张谔的战斗人生

张谔是我久闻大名的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可是,到1942年初我调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副刊编辑时,才认识他。     

《抗日少年刘剑与伍修权将军》一文与史实明显不符

读《文史春秋））1997年第6期所刊刘邦琨作《抗日少年刘剑与伍修仅将军》一文后,发现文中所写的“伍修仅将军”与原中顾委常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同志的个人经历及史实明显不符。由于我曾多年为伍老整理回忆录,现正写作《伍修仅传》,对他老的历史进行过全面了解与认真查考,在贵刊所发此文中写到的1940年到1943年间,他于1941年以前在甘肃兰州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1941年以后在延安任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局长,在此期从末到过山西,也从未作过地方秘密上作,更从末在山西岭县直接指挥过游击队。无论是伍老的历史档案还是他的回忆…     

我和张黎群办《中国青年报》遭难记

我认识黎群同志,还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在上海创办新中国第一张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报》。有一天,报社来了一位年轻、英俊、潇洒的客人,他就是张黎群。他是看望当时调到《青年报》工作的爱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看来十分年轻,与我们当时在《青年报》工作的二十来岁的同志们年龄相仿的人,原已是有丰富经验的老革命。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老革命后来竟成了我的领导和同事。     

忆《读者》创刊之路

正1981年5月,中国的《读者文摘》在甘肃兰州创刊。那是37年前的事,那一年我37岁。其实,这本杂志的筹办在此前半年就开始了。1980年夏,甘肃人民出版社调来一位总编辑,他叫曹克己,原来是甘肃日报社《甘肃农民报》的总编辑。社里的老同志都认识他,亲切地称他为"曹克",我们年轻人则称他为"老曹"。因为早在1953年,甘肃日报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     

为“爱”亮一盏灯

张阔老人的纠结我不知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老公公一见面就提议,说他所住的湖东小区有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剪纸与绘画无师自通,建议我采访一下。于是,今年孩子暑假回乡,从公公家里先见到了张阔(原名张克俊)的作品,作品的精妙令我在惊叹之余,决定采访其人。自从《神州》杂志于2011年9月上旬刊采写并刊发了"为爱痴狂"的文章,老     

读《中国货币史话》有感

<正>非常荣幸,在永生兄《中国货币史话》出版之前,与他曾就一些相关内容进行了研讨,深为他好学的精神感动。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识永生兄,就因他对于西域货币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新疆钱币的认识十分佩服,而为人热情,精力充沛,满身总能看到新疆的阳光,则是我对他的最早认识。后来又读过他的《新疆历史货币》、《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两部著作。也恰如李学勤先生对王永生的评介"于其勤奋努力有深刻印象。"《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分为四部,精细地构架了中国货币史,之一是《钱币史话》;     

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早就在新闻界、科学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了。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     

缅怀丁公量同志

2017年3月7日,我所敬仰的革命老前辈丁公量同志去世了。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丁公量同志,是在十年前吧,我退休后去看望他的夫人——我所在单位的老领导苏菲同志。丁老陪着苏菲与我聊天,就像原本认识的朋友,还送给我两本书。一本书是反映皖南事变的电视剧本《在他们的青春岁月里》以及剧评汇编,丁老写的前言。     

延安时的荒煤

我知道陈荒煤同志是在1938年,他率领移动剧团到延安演出。那时,我也刚到延安不久。他和张听等同志都参加了演出,我的印象很深。     

黎澍老夫子

"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最初认识黎澍是1938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材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办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     

"老顽童"刘迪耕

认识刘迪耕老先生是几年前在他举 办的一次画展上,始知湖南还有这样一 位耄耋之年,人称迪老、迪公的著名传统 山水画大家。 一天,他忽然骑着电动单车到我住 处来了,并送来了他的两幅新作《沧江帆 影》和《松竹寿石图》,作为晚辈的我当然 是欣喜若狂、受宠若惊。闲聊之后本待留 饭,但刘迪老时湖湘另一著名画家凌文 虎先生的"猫乳"(即腐乳,长沙人叫"猫 乳")情有独钟,说"凌文虎做的'猫乳'好 吃!"坚持要赶去吃"猫乳"。考虑刘迪老已 是九秩之人,怕有闪失,叫内人送他过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读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上《知情者谈饶漱石》一文,想起早年见饶漱石的印象和艾丁晚年谈饶漱石。艾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的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1951年初,我由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结业,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当时艾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的秘书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我初到     

我认识的胡乔木

<正>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我感到在中共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只有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记得1940年前后,延安《中国青年》杂志上登过他一首诗,中有"雨后的繁花,笑满了春山"这么明丽生动的句子     

难忘的教诲——回忆在胡绳同志身边的日子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受益最多的老师。他的逝世,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止不住对他的深深的思念。当年他对我、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从1951年到1957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共六年多。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不久,什么也不懂,所谓秘书,不过是做些接电     

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

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的再认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白寿彝先生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不断再认识的成果。作者在总结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过程时说,“我工作的整个系统是,从最初对史的研究发展到对史学的研究,再到史学史的研究,由最初的自发到自觉地进行研究工作,这也是我整个工作的性质”。他的这番话,是一个史学家对自己工作再认识的自觉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