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生命的光芒——追忆骆文

<正>转眼,骆文离开我们已经10年多了。每当我回忆起这位1933年就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1941年奔赴延安,把一生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的"老延安"、老领导,心底的景仰之情就油然而生。我1980年元月从武汉大学毕业来到省文联《长江》丛刊编辑部,骆文是时任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长江》的主编。从那个时候算起,到他逝世的2003年,我认识骆文,在他领导下工作,与他相处,整整23年。对骆文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也是不断有变化的。因为,历史是要回头看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现在,我也到了怀旧的年龄了,经常会想到一些过往的事,     

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

从1934年认识王方名起,直到他1985年去世,我们之间友谊从无芥蒂,至死不渝。1974年国庆节前夕,我曾写了一首诗赠他: 风雨巴山四十秋, 长江不改向东流, 凶终隙末寻常事, 惟我与君到白头。 他步韵和了一首,全诗已记不起来了,最后两句是: 江山易改人常在, 风雨同舟到白头。 人常在,他在哪里呢?他是搞哲学的,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顺着潮流走,有益于人世,就属永恒之列,可以不朽了。他的音容笑貌不是还鲜明地活在我的心中吗? 我是在重庆州东师范认识王方名的。他比我大两岁,原在川北嘉陵高中读书,因发表同情苏区和中共的言论被学校开除,幸有人帮助,…     

我要说的婚事

我们村一千多口人,和我同龄并有来往的最多不超过100人,而他(她)认识我,我却不认识他(她)的也有不少。记得在我结婚时,和我同龄并有来往的人,他们送我的结婚纪念品,通通都是玻璃镜框,关系非常好的,一人送一个;关系差不多的,三五个人送一个;见面只是说说话,平     

周颖南:商界奇才,文坛侠客

在国内早就听说新加坡有一位既是商界奇才又是文坛侠客的周颖南。作家莫言在报章上读到他的事迹后,即断定这是一位“可以与之喝上一杯烈酒的人”!并特意写了一篇散文《佛光》献给他。这样的一个奇人,我是早想认识认识的,想不到刚到新加坡竟意外地遇见了他。 是在位于新加坡商业中心乌节路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正>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     

申遗二十年忆柏泉山人

正平遥古城申遗成功二十多年了,我总会常常想起一个人,一个我认为是申遗大功臣的人,而且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与我有同感。这就是柏泉山人李有华先生。我真正与李有华先生相识始于1969年,此前是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我记得1966年时,古城下西门瓮城外墙上曾经悬挂过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得太像了,觉得那一定是放大了的照片,却不知道在当时放大那么大的照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很快听人说,古城下东门和下西门     

张松樵与我爷爷肖厚生

我爷爷的舅舅是张松樵 张松樵是裕华纱厂的经理、裕大华集团的常务董事。他是我爷爷的嫡亲舅舅,爷爷是他的得力助手,鞍前马后几十年,帮他打理裕华纱厂。1948年,爷爷积劳成疾,才58岁就因病去世了。那时,张松樵已年近古稀,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伤心。他亲手为我爷爷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上,彻骨之痛藏于联内。上联是：汝幼小,我抚孤,汝长成,我提携,汝病殁,我悲哀,如此薄情,问汝何以舍我;下联是：人事变,心光明,人虽病,心尚强,人已死,心犹存,这般惨状,叫人怎不伤心。     

黎澍老夫子

"在我心目中,黎澍在亦师亦友之间"我最初认识黎澍是1938年在长沙。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编辑。我刚刚高中毕业,在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做救亡工作。像我这样的小青年很敬仰他,严格说来恐怕算不上认识,不过见过几次面罢了。建国之初我们都到了新华总社。他当资料室主任,我有点儿奇怪,太大材小用了。原来,是当时担任社长的陈克寒提出两个工作让他挑,一个编辑部,一个资料室。他对我说:"每个老单位都有许多习惯办法,或者叫不成文法,我想我新来乍到,当个资料室主任比较好一点。"他真是老练,叫我     

远东那一抹蓝——海参崴

<正>"认识一个人,你希望他能了解你,在这之前,请你先清楚自己是谁"。一直觉得,旅游是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冬日游海参崴,源于东北游结束后的一时之兴。很多人说我挑错时间,但我坚信这种缘分安排的际遇都是美好的。带上相机,出走远东,我原来是那么喜欢未知的浪漫。城市印象——美丽的街道美丽的人海参崴,俄国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意为"征服东     

祖父张九皋与张恨水的交往

<正>张恨水最早起步于安徽芜湖,而对他走向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是郝耕仁和我的祖父张九皋。我的祖父张九皋先生与郝耕仁是挚友,张恨水正是通过郝耕仁认识我祖父的。1913年张恨水在上海认识了郝耕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恨水说,是郝耕仁改变了他的人生。而祖父张九皋则为张恨水提供了一个起步发展的平台。     

我和黄齐生先生的一段交往

一革命先驱和教育家黄齐生先生1946年坠机殉难,迄今已五十年。回想与他生前的一段交往,依然历历在目。抚今追昔,悲感交集,感慨万千。黄齐生先生的一生,从他当学徒起,至最后殉难止,我们可以很客观地说一句：是平凡而伟大。这里,仅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交往,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和认识,以表示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我与黄先生的认识,是从1933年在上海附近的徐公桥开始的。那年,我在广西办理民众教育工作,并代表广西出席在山东邹平召开的全国社会教育年会,同时被派赴各地考察社会教育。当时的广西教育厅长是雷沛鸿先生,他是一位社…     

苍洱情

每个人都有他一块湛蓝明丽的天空,每个人都有他一片最值得珍惜的圣地。今天我要奉献给大家的,是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滇西高原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由于是段剪不断的情谊,我把它叫做苍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60年代的岁首,看过电影《五朵金花》的人,都会为那动人的故事情节,大理美丽的湖光山色倾倒。从这里人们认识了大理。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居然有这么一个秀丽多姿的湖泊;横断山的支脉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历程及其启示

<正>我认识张舜徽先生是在上大学期间,那时他已60多岁,历史系没有安排他教学任务,我们是在系里学术报告会上听到他的演讲,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的。1979年,我有幸考取张先生的研究生,向他请教的机会就多了。我们那一届研究生共6人,张先生很关心我们的学业。记得他亲自到汉口的古籍书店,买了6部白文的《四库提要序》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去一座高峰的路上

未知的亲爱的木木:赞同你的话,人生只有一次,为什么不永远不降低期待、能激动多久就激动多久?他是让我激动的那个人,我对他的爱可谓"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可惜我认识他的时候,使君有妇了。我强忍心痛等了他两年,终于降低了期待,也结婚了。     

阎锡山忆袁世凯

阎锡山的回忆录云:民国3年(1914年),袁世凯修改约法以后(即孙中山的约法同宪法),事实上袁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云,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 袁氏长子袁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候,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明智,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促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

每年我都在等这个人的短信,通常是一条朴素的群发短信,10年间收他的短信成了我过年的传统项目。期间他结婚、生子,我都收到了群发短信,礼貌地回以“恭喜恭喜”。我感到自己似乎成了伴随他成长的一分子。可是发短信的人我不认识。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

耀邦同志是我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的,他比我只大三岁,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在他逝世前二十天,我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用音乐唤醒真诚的行者

音乐作为爱的宗教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愉悦,更多的是唤起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赵小钧就是一位用音乐的方式唤醒那些麻木了的或者迷失了自我的人善良本质的行者。一首歌曲《天上的西藏》让人们逐渐认识了赵小钧这位甘肃作曲家。关于赵小钧,诗人、作家昂王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其心似佛,其人如歌……一次偶然的机遇,我认识了他。从此,时光给我们的友谊打上了一个死结。在认识他之前我就聆听过他创作的许多歌,那些充满魅力的旋律常给我留下许多遐想。     

罗明老师和清史传记

<正>罗明老师走了,走得安祥宁静。2013年11月,我去看他。他的病已经发展到影响咽喉发声,与人交流,只能通过纸笔。握着他无力的手,我心里一阵阵抽搐。突然,他嘶哑着嗓子对我说:"我能活到今天,全靠心态好。"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认识罗明老师是在1983年。当时全国社科发展规划列入了大型清史的研究和编写,其中就有人物传记。人大清史所承担了传记的大部分编写工作。戴逸老师主持下编,亦即晚清人物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