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刻

正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     

关于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研究

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政治军事领袖逐渐成熟的必然结果,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党领导具备高度自觉的党性以及朱德为首的军事将领的支持的必然结果,也是博古具有自觉的党性原则的必然结果。遵义会议成功召开也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中共无法联系共产国际、毛泽东参与长征、毛泽东同志未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等因素,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会议通过的各项规定得以实施,有效地保证了义会议成功召开。     

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党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研究中,关于这一方针提出的时间及方针是何时公开提出的、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是否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提出时间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经过梳理史实,"和平解放台湾"方针是周恩来1954年12月初在会见外宾时明确提出的;在党内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刘少奇,在国际会议场合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是郭沫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的发言中并未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但他在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表达过中国和平解放台湾的立场;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周恩来于1955年12月23日接见应邀来访的以布兰敦为首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及其随员时提出的。     

论南湖会议与遵义会议之精神传承

南湖会议与遵义会议在我党创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笔者经过分析,发现两次会议的精神内涵"红船精神"与"凤凰涅槃精神"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特性。并且这种特性被我们共产党人一代代的传承者、发展着。     

遵义会议前夕被起用的四位红军将领

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鸡鸣三省纪念碑

正鸡鸣三省纪念碑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林口镇鸡鸣三省村,这里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故得名"鸡鸣三省村"。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此处,召开了在党和红军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遵义会议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遵义会议——伟大的历史转折1935年元月7日,中央红军解放遵义城。几天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今遵义市)既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名城,也是一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红军进入遵义后,一下子把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间。元月8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遵义警备司令员,元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也进入遵义。当天下午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大街小巷响起了震耳的鞭炮声,人民群众手执三角小旗,上街欢迎。在丰乐桥一带,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同前来欢迎的群众代表一一握手,表示谢意,并向群众作了简短的讲话。元月15日到17日,党中央为了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员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项:一是军事...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

1957年10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了统一全党认识,提出反对"反冒进"的做法。而此时周恩来仍在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后他不得不相继在南宁、成都及八大二次会议上三次作了检讨,全面承担"反冒进"的责任,并提出辞去总理一职的请示。详细经过请看《"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一文。     

周恩来长征过贵州时的几件小事

几件小事,彰显了总理革命家的风范。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拥护毛泽东领导,协助毛泽东工作,     

周恩来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长期的探索, 这是贯穿他生命最后27年的一条红线。1949-1954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初步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5-1965年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正式提出阶段,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重新提出阶段,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遵义会议的延续:“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

正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被迫退出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决定: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     

通道会议:伟大转折的起点

长征途中,中央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境内召开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当时因情况紧急,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人称"飞行会议",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由此可以看出,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因此,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三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湘江战役: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

正1934年11月25日发起的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英勇悲壮、最气吞山河的生死决战。湘江血战,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折损过半的红军将士从惨痛中猛醒,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运筹越城岭,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开始新的征程,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湘江战役由此成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拐点。     

娄山关战役及其历史意义

贵州遵义的娄山关是黔北第一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初中央红军曾在这里与敌军展开两次激烈的争夺战,并都取得了胜利,第一次,为新的"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基础,为保卫遵义革命中心区的安全和党中央在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揭开了遵义大捷的序幕,赢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     

遵义会议情况传到共产国际的经过

长期以来,遵义会议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次会议举行期间,中国共产党已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会议不仅批判了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还取消了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明确他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不久,常委会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的职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职务的这一...     

“武林高手”周恩来

在人们印象中,周恩来总理如同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帷幄,是绝对的文职官员。但令人感到稀奇的是,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长期担任的是中央军事部长,军委书记,甚至创建并亲自领导“中央特科”,     

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继续与拓展

红军长征途中,在危急关头,于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因敌情所迫,会议作出的一些重大决策未来得及落实,有些重要事项有待进一步研究部署。故在遵义会议召开仅二十几天后,又在云南威信县域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解决了一系列遵义会议想解决而来不及解决以及后续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与拓展。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毛泽东如何评价王明和博古

正毛泽东从1945年5月到1964年谈过10次遵义会议,内容涉及面很广,其中也提及了对王明和博古的一些评说。四次点名批判王明在《遵义会议材料汇编》中,毛泽东有4次说到王明,第一次是在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谈话时。他说:"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