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董老面授革命机宜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钟祥又发生了“五·二八”惨案。6月中旬,董必武同志在武昌红楼召开钟祥惨案救援会,我与武志靖同志参加了会议。董必武同志在会上谴责了蒋记政务委员会,对我们进行了安慰,并说省党部准备派首振武带兵到钟祥对反革命暴动进行镇压。由于多数人不赞成盲振武去,后改派武志靖和我回钟祥。临行时,董必武同志向我们交待：第一,要明确党的任务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深入农村,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要准备武装斗争;第二,要头脑清醒,善于思考,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第三,政策和策略极为重要,原则要…     

劳改行医的岁月

正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     

“反右”排队定性：我是“中左”

我没有当“右派”的“光荣历史”。但在哈尔滨师范学院（今哈尔滨师大）读书时,也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全过程,甚至险些被打进“右派”堆里去,差一点当了“右派”。     

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

全国开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也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庐山会议下来我挨批斗,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     

饥荒年月黄酒救了我的命

1959年2月,我被下放到川西北一家农场,名义是行政25级办事员,实际上并不让我参加农场干部的任何会议,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内控人员”。“文革”期间,一位外调人员不满意我的交代材料,大发雷霆之后忽然泄露天机：“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内部控制使用的!”     

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

1951年,黄泛区农场建场时,我是场里的拖拉机驾驶员。1954年春天,黄泛区农场来了一批外国人。他们不是来支援农场建设的,也不是来参观学习的,而是来农场劳动改造的。其中既有参加侵略战争还没遣返的日本人,也有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美国、比利时的大兵,这些人组成了当时黄泛区农场里的“多国部队”。随他们而来的有两名翻译人员,还有许昌专区（当时西华扶沟属许昌专区）公安处二科科长徐文俊。徐文俊来农场后任农场修配厂党支部副书记,住在场保卫科,专门负责这些外国人的劳动改造,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安全工作。     

漫话

“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学者秦晖解释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为何都在夸中国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未入流右派和“幽灵”的故事

现在知道,１９５７年错划的“右派”中,很多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不乏很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他们的很多建言献策,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但是我这个“右派”只能算是未入流的角色,浑浑噩噩,于政治纯属外行。这样的人,居然两次受到“小子鸣鼓齐攻之”的待遇,其实有愧。反右时,我已离开大学,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住院医生。没有在大学参加“鸣放”,应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机关事业单位当然也有“鸣放”,各单位党委按照中央些批斗大会,对运动还是不甚了了。时间转到１９５８年,反右运动已经大致结束,各单位都在忙于处理已划的右派。…     

老照片引出的记忆

每逢翻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就有说不清的痛楚。22年的伤心往事经常在脑子里重现。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深秋。是我在河北省怀安县农场被劳动改造时,受命往县城造纸场送玉米秸时在照相馆照的。我怎么从北京到了怀安县?我是1954年从部队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在《文艺学习》编辑部任文化生活组组长。1957年反右运动时被错划为右派!这个右派是怎么给定案的?说起来心如刀扎!1957年夏天,我到河北省深县东杜家庄,接我养病的妻子回京。正遇上社员们闹分社,他们觉得高级社统一分配不合理,他们村吃亏,想从高级社里分出来单独核算。联村社领导不同意,批评他…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忆胡耀邦的一次讲话

建国初期,我在共青团湖南省委机关报——湖南青年报社工作。1955年冬的一天,团省委副书记仲沂同志通知我,经团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派我去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省(市)级团报、团刊总编辑讲习班学习。这个讲习班设在北京市炒豆胡同当时的团中央招待所,为期一个月,由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金湘同志主持,仅有学员二十来人。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先听报告,     

细节的力量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富参加了3次两会,他发现了代表们语言上一些很细节的变化,以往,一些代表会说,“我聆听了总理的报告”,“学习了报告的精神”,“向会议汇报下过去的工作”等。现在,则变成了“我听取了总理的报告”,“审议了报告”,“向会议提出以下建议”等。     

我向联合国递交《中英联合声明》

1982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纽约,参加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根据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演说结束后,都要在休息大厅接见各国首席代表。那一天,我也排在各国使节中间(编者注:作者时任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去见英国首相。当轮到我时,礼宾官高呼:“这是中国大使”,撒切尔夫人当即伸出手来,准备和我握手,我趋前祝贺。撒切尔夫人说:     

问一个记录中国变迁的美国非虚构作家--迈克尔·麦尔：越了解外面的世界，越知道中国小村庄有多特别

P：为什么会对中国东北感兴趣,甚至跑到大荒地村住两年就为了写一本书？ M：我是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四川的,两年后到了北京。写上一本书《再会,老北京》时,我住在大栅栏的胡同里,还在大栅栏小学当老师。学校里一些学生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小学毕业就要回到家乡生活。我很好奇他们都去了哪里,所以想了解中国乡村的变迁。但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书．就想自己去写一本。大荒地村是我妻子的家乡,那里生活着她的一些亲戚．     

读者来信摘登

不久前,我在上海《报刊文摘》上读到该报摘编贵刊的一篇文章,题为《杨绛不起哄》,文中写道：１９５７年,吴晗、肖乾、浦熙修、姚芳藻都去鼓动杨绛大鸣大放,幸亏杨绛不起哄,……这几个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这篇文章有两处失实： 一、我是１９８０年因编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去拜访钱钟书时,才见到杨绛一面的。在这之前,我从未见到过钱钟书和杨绛。１９５７年,我与浦熙修根本没有去鼓动杨绛鸣放过。 二、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没当过右派,众所周知,吴晗是因为６０年代写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落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     

我与景颇文有不解的情缘

正在纪念景颇文创制124周年之际,我很高兴地回顾从1953年开始学习景颇文至1992年退休,40年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其中,有21年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右派,即便在逆境中我也没有完全忘记景颇文,不仅一直保留着中央民族学院的景颇文讲义,20世纪70年代我在文山州农场劳动时还订阅德宏州出版的景颇文     

邵力子主张人口控制

早在抗战时期,我在重庆国立民族学院任教时,经常去市内参政会晋谒邵力子老师,面聆教诲。他和我谈话时有涉及中国人口问题,一定要控制,否则成大问题,至今记忆犹新。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人口控制论的有马寅初、邵力子,他们早有预见。待至1954年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邵师对周总理说:“中国人口问题一定要控制,否则成大问题。”周总理很支持他,并鼓励他在大会上发言。在大会上发言后,接到许多来信。赞成他的主张的,诉述多子女的痛苦;反对他的说邵师是奇谈怪论。待至1957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认为他的主张是右派言论。但邵师胸怀晶亮,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