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课程教学分析与反思

论及戊戌变法,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占有重要地位,但一些大学历史教材受篇幅所限,对康氏的维新变法思想讲解尚不够全面、深入。笔者讲授这一问题时,在全面系统的总括其七次上书的内容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总体评价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成败得失。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印度尼西亚华人孔教的兴衰

近百年来,孔子学说在印度尼西亚,特别在印尼华人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尊孔者甚至把孔子学说作为宗教的教义,创建了孔教。孔教还曾获得印尼政府的确认。孔子学说在印尼的历史,不仅与印尼华人的生活与斗争密不可分,而且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关于李端棻在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戊戌变法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在戊戌变法中,作为光绪皇帝与康有为之间起桥梁作用的维新官僚,他们上可影响光绪皇帝,下可联系康有为等维新知识分子。维新官僚凭借所处的职能地位,还负责变法的实际操作。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工具,维新官僚与光绪皇帝、康有为等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在戊戌变法期间,李瑞棻官联最高,功绩卓著,是维新官僚的代表人物,堪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由于对维新官僚的历史作用未予充分估价,因而对李端棻的评价也失之偏颇。现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成因

甲午中日战争后,在维新派中出现了一股批判荀子的思潮。其中谭嗣同的批判论调最为激烈。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受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一名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一名积极学习西方的维新志士,开始清算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君主专制体制,谭嗣同批判荀子正是出于反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需要。二,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谭嗣同把孔子孟子的思想作为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来源,他要在孔孟之后的儒家体系中寻找篡改孔孟思想、尊崇君主专制的元凶。三,荀子思想本身存在缺陷,其儒学思想是以君主专制主义为取向,推崇礼治。这成为谭嗣同批判荀子的学理依据。     

康有为在青岛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 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省南海县人,因而也被称为康南海。康有为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康有为在历史上为人永记,实在于他力倡变法,主张改革,并成为戊戌维新的闯将。 鸦片战争后,帝国产义入侵,康有为提出“变法图强”,曾几次上书皇帝。在德国侵占青岛后,康有为第七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采纳,史称“戊戌变法”,因变法主要是康有为与其弟子梁启超为骨干,故也称“康梁变法”。但变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而失败,康有为逃亡国外。 那个时候,康有为并没到过青岛…     

丘菽园与康有为

戊戌变法时期,丘菽园在新加坡创设颇具影响的《天南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政变发生,他除继续在《天南新报》和澳门《知新报》刊登大量诗外,又出资捐助保皇会,邀请康有为居住他家。至今他的亲属还保存一批康、梁函札。对这样一位爱国侨胞,过去因为     

Kang Youwei’s propaganda adjustments after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1898–1900

ABSTRACT

After the failed Hundred Days Reform, Kang Youwei launched a propaganda campaign in the newspapers under his control. In addition to casting himself in a favorable light, the campaign served two other purposes: to justify his own fleeing from China and to solicit foreign intervention to free Emperor Guangxu from house arrest.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bloody coup d’etat in 1898, Kang identified Empress-Dowager Cixi as the chief instigator of the tragedy. By 1899, he turned to blaming some of her “evil ministers” as well. A year later he accused both part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Baohuang hui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 in 1899, Kang’s overseas propaganda began to call for an armed rescue mission and for funds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for this purpose. The adjustments Kang made to his propaganda campaign were echoed by progressive newspapers published inside China. Together, they created a public opinion that for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proceed with the political reform.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马克斯·韦伯眼中的孔子:韦伯中国史观中的精神与自然力

[提要]作为德国社会学古典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历史亲和力”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他终其一生都在以摒弃西方人传统偏见的态度去探究非西方的文化。韦伯在中国宗教(尤其是儒教和道教)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以对孔子和儒者的仰止之心指出儒教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冷静的理性主义,深刻剖析了宗教是中国未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决定性因素。韦伯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阐释了自然环境状况也是中国未能发展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另一症结所在。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从送别诗谈王维的有为和无为观

从王维的送别诗谈他的有为和无为观,以及两种人生态度之间的矛盾关系。     

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篇考辨

上博楚竹書所謂的《子道餓》篇當稱之爲《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此篇記載的主要是子游之事,與孔子無涉。簡文所謂"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子游辭行"至宋、衛之間"遇險,當是子游爲孔子"廬墓三年"以後之事。這是傳世文獻從來沒有過的新記載。以此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互參,可知子游在孔門中的地位,遠勝於子夏、子張之輩。上承孔子,下啓思、孟的,不是顔、曾,而是子游。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church in the work of Franco Venturi: the fertile legacy of a civil religio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reasons wh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lightenment and religion was central to Franco Venturi's studies o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art this came from his own strong secular convictions and from the tradition of secular utopian thought in which Venturi came to intellectual maturity in Turi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but whose origins la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ssay then explores how these interests guided Venturi's choice to themes and topics, and how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changed in the course of his life and writing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ssay considers Venturi's legacy specifically in relation to this central theme, and discusses the works of subsequent scholars (including the author) whose work has most directly taken up and developed Venturi's own concern to explore the origins of different forms of secular religion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道学南传：游定夫的学术命运

在道学南传史上,杨时是承洛启闽的关键人物. 游酵入程门早,道学悟性不在杨时下,国家贫,长期任地方官,中晚年孤悬江北,离开文化中心,致使遗书不传,弟子不振.这是定大的不幸,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共同的不幸.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