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的文化定力与利益追求

图书出版是一种文化产业,它生产的是文化和精神产品。因此,在图书出版过程中既要注重经济效益,又要注重社会效益。图书出版首先要做好文化积累和传播工作,肩负起提升社会精神生活质量的任务,始终把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作为崇高使命,以满足社会文化生活和科学进步的需要。     

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

<正>《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张献忠著,36.8万字,2015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商业出版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方式,该书从历史学的角度结合新文化史、传播学等理论方法,对明代商业出版的变化过程以及商业出版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实现了研究视角的转换,成为此类研究的     

文化地理学的新开拓——评王会昌著《中国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国文化地理学的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近些年的研究内容侧重于讨论地理环境与文化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文化地理学基础理论或概论类著作,已出版的有《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王星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文化地理学导论》(王恩涌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鸿篇巨著,一直在人们的企盼之中。     

传播先进军事文化必须守好“主阵地”

军队新闻工作、文艺工作、出版工作,是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对内对外传播军事文化的主要阵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做出了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和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作为＂主阵地＂之一的军事出版工作,     

通过阶段性分析我国近代图书的出版

图书出版行业一直承载着我国精神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发展。通过图书的出版,增强了民众对于文化的认同,从而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纵观中国近代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华民族的探索史和抗争史。本文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入手,分析我国的图书出版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根据近现代图书的发展,从时代入手进行阶段性的探究,从而为我们可以清晰了解我国图出版的产生和发展意义,从而增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传承中国文化出版编辑起到的作用

一个民族要想发达兴旺,就必须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就必须大力弘扬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有着较强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出版编辑是推动社会进步以及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传承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长期以来,出版编辑并没有真正的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关注,所以,明确出版编辑的作用且充分的加以发挥,就显得尤为必要及重要。本文针对编辑出版行业的发展现状,深入的探析了出版编辑在传承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希望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代经史书籍的出版与民族文化认同

金朝统治者效仿辽宋,主要推崇和宣扬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推动了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兴盛。其中,开设汉人科举与女真进士科,设立中央与地方官学及女真学校是影响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的认同是金代经史书籍出版的根本动因,同时经史书籍的出版也巩固了金统治者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对推进民族融合与文化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书的传播功能与社会影响研究

图书是一种文化,它的价值一定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传播功能,还有一个便是人类群体在消化了图书的文化价值以后的文化再创造。对图书文化消化后的再创造即是图书的社会效应的发生。目前中国的出版行业仍然处在由传统出版模式向着现代商业出版模式转型的时期,很多种类的图书在转型期有没有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目前的转型时期,正需要出版部门来推动图书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对当前图书传播功能与社会影响,以期对图书行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齐文化丛书》即将编纂出版

地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齐文化丛书》即将编纂出版由中共山东省淄博市委与山东出版总社联合召开的《齐文化丛书》第二次顾问、编委扩大会议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淄博市举行。会议提出要加强有关部门合作,加快《丛书》编纂出版工作步伐,争取尽早问世。《齐文化丛书...     

文化史学之学科渗透及其边界

正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发韧于20世纪初。1914年,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了林传甲撰写的《中国文化史》。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曾在1926年前后著有《中国文化史》及《文化专史及其作法》等文。梁启超是在20世纪初对文化史学的学科内涵与学科边界理论探讨较多的学人之一。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王云五等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五十余种,体例庞大,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算得上是民国时期文化史学研究之集大成     

区域藏书文化研究的创新力作——读曹培根新著《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

<正>常熟理工学院曹培根教授的新著《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由广陵书社出版,在2017年第七届江苏书展隆重推出。培根教授是苏州人,这部70余万字的力作展示了他潜心研究家乡藏书文化数十年的最新成果。该书原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经专家匿名鉴定为良好等级,很快被列为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她的出版标志着苏州藏书文化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构建了一个宏伟区域藏书文化研究的理     

粤台三山国王文化的发源、流播

三山国王文化，是自古至今，粤东潮汕与台湾民间盛行的信仰，甚至传到马、泰、新、越、印尼东南亚国家和香港，它牵涉到粤民移台史、民族史、华侨史、考古学和民俗学等方面，已引起两岸学者及日本、美国有关专家的高度注意。1996年汕大出版社出版吴金夫《三山国王文化透视》、1999年5月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贝闻喜、杨方笙主编《三山国王丛谈》、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贝闻喜《潮汕三山国王崇拜》等。     

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与实践

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与实践莫凤欣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各地出版的地方文献比较多,内容丰富。把当地出版的地方文献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对振兴各地的经济,发展文化,巩固国防,具有深远的历史...     

辽朝与金朝图书出版发展的比较研究

辽金时期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在历史条件方面存在较多相似之处。其中,辽金统治者利用一切方式搜求中原图书典籍和刻板,网罗出版工人,以满足本朝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需求,这是辽金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直接原因。而辽金统治者认同中原文化,实施科举取士、发展文教事业,是辽金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辽金图书出版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出版管理及图书出版内容方面,图书出版机构的设置,金比辽更加完善;辽朝图书出版以释教为主,金朝出版的图书种类则比较均衡。在图书出版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政权的干预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金代文化政策对图书出版的影响

金代文化政策对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宗教政策、教育政策、科举政策等,对金代图书的出版有重要影响。阐述金代文化政策对其图书出版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能窥见文化政策与图书间的必然关系。     

考古工作者的赞歌——喜读苏湲的考古大发现系列作品

2005年年初,苏湲女士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型考古纪实报告《中原考古大发现》全4册,即《叩醒商城》、《殷墟之谜》、《楚墓疑云》、《龙门佛光》。该书出版后,不但受到考古界的一致好评,更可喜的是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依据该书为蓝本,拍摄了40集大型纪录片———《中原大发现》。此次拍摄活动,无疑是在发展河南、构筑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唱响的文化崛起的前奏曲。因为,无论是文化大省还是文化强省,只有让其文化实力转变为审美能力和认知能力,以及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才是至关重要的。近期,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湲女士的新作《黄…     

五华县《崇文村志》出版

编辑工作始于2003年冬的《崇文村志》,历时近三年,五易其稿,于2006年8月出版。《崇文村志》是五华县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村志。《崇文村志》的编纂出版是五华县的一项重大历史文化工程,开辟了五华县农村新修志书的先河,推动了五华县、乃至梅州市的编纂出版村志工作向纵深发展。     

《秦俑秦文化丛书》首发式在秦俑博物馆举行

《秦俑秦文化丛书》是秦俑学研究会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辑的一套中型秦俑秦文化研究的丛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共三十部,第一批已出版《秦文字类编》(袁仲一、刘钰著)、《秦史人物论》(张文立主编)、《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张仲立著)、《秦代刑罚》(王关成、     

《吴越文化》在港出版

《吴越文化》在港出版由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梁白泉、涂湖平主编,副研究员殷志强、郭群参加编写的《吴越文化》一书,经过五年的努力,最近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在港正式出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绵延不断,在世界文化史林中独树一帜。其区域文化更是魅力无穷,它构成了中...     

《国际汉学》第1辑出版

《国际汉学》第１辑出版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又称中国学）现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日前《国际汉学》集刊第一辑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任继愈先生任主编的《国际汉学》集刊是应汉学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