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日记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我到浙东、闽北、闽东南一带,进行图书文物调查工作,历时两个多月,一九六二年一月底才回到上海。春节后又到镇江、无锡、苏州、嘉兴等地继续工作。由于各地领导同志和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工作同志的指导和帮助,看到了不少实物,学习了很多东西,使我万分感谢。现就见闻所及,按日记录。"走马看花",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地有关同志和《文物》读者们多予指正。     

《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

《国家清史》编纂项目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到2005年,尚有一些重点项目没有落实招标对象。2005年4月,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光同志因为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来电相询,我就动员他参与“浙东史学派”项目的招标。他说,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1969隼7目党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我是中夭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怀念邓小平政委

一、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一二九师1936年秋,我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经中央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由组织分配到各抗日前线担负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我由北平市委派去二十九军当兵,任南苑兵营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我到了太原,北方局决定我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太原     

学者的风范——忆大年同志

我真正见到大年同志是1963年9月18日。当时，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大年同志直接领导下的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这一天，大年同志和其他所领导会见我们新到所的青年人。我对大年同志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很重视青年人，有当时的日记为证：“上午是研究所里的刘大年、黎澍、李新等领导同志和我们见面，介绍所里的情况。席问，充满着活跃的气氛，谈笑风生，刘大年显得特别幽默，其平易近人的程度是我所没想到的。刘大年……首先讲话，其内容有二，一要坚定信心，做出成绩来，说希望在我们身上，争取出大科学家；二要达到这一目的，非轻易之举，需要付出巨大劳动，所以要下决心艰苦奋斗，克服知识分子易犯的动摇。就是说，不但要有决心，还要有行动，始终如一。”     

我给邓小平当保健医

我于１９４６年生于长春市,１９７０年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２１０医院工作。１９７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７８年年底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服务。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５日上午１０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我给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时,他已是７６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的前前后后

我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但其中最不能忘怀的是“十年动乱”中我本人的一段经历,那就是1968年,我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之命,担任了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并由后来那位“你办事我放心”的领导同志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其过程颇具传奇色彩。王洪文强行调千人周总理当面断“官司”我担任六机部（现船舶工业总公…     

一墙之外为毛主席直播家乡戏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工作资历又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同志。     

天门中断楚江开——池必卿同志二三事

1982年初,我从武汉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文件起草科工作,承担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文稿起草方面的任务,池必卿同志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必卿同志1984年离开贵州,至今已20多年,这中间我同他在北京也仅见过几次面。不思量,自难忘。在必卿同志身边工作和与他在北京几次难得相见的往事,总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敏锐的思想、坚毅的作风、宽广的胸襟、清廉的品格,使我深受教益、启迪和鼓舞,并从中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矢志改变“干人”地位必卿同志1978年5月到贵州工作,1979年10月任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我给邓小平当保健医生

我于1946年生于长春市,1970年吉林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0医院工作。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年底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为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服务。1980年8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并说次日就把我送过去。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     

在毛主席身边二三事

1937年11月,我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在军委副官处当理发员。 初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犹如到了另一个天地,这里的天好、地好、人更好。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接触中央领导同志,我常给贺老总、萧克等领导同志理发,心里格外高兴。首长们对我们这些“小鬼”十分关怀,见了面常常微笑着抚摸一下我们的脑袋,亲切地问我们想不想家?每当这时,我们的心里总是暖融融的。     

淞沪支队的抗战历程

1941年5月到1942年8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同时也为了在日伪军即将展开的“清乡”中保存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浦东（即上海东南部南汇、奉贤、川沙三县）抗日武装陆续南渡杭州湾,到浙江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以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     

河南省新乡市地方史志工作开拓纪实

1999年4月,市委任命我到新乡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任主任。市志办是干什么的？我当时不太清楚,但这是个没有权力、没有知名度的单位我是清楚的。4月20日我前往市志办报到,机关当时的景象让人从心里感到几分凄凉。志办十几位同志,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是观望还是期望,让人难以琢磨。没有人对我的晋升表示祝贺,给一些单位领导同志打电话谈史志工作,得到的是“正在开会,回来再说”的回答,不等讲完电话就挂断了。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吗?

《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发表的刘丽同志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一文(以下简称“刘文”),提出了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由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论点。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此,我想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刘丽同志。     

耀邦同志回乡调查亲历记

客从何处来 1963年2月26日,一个燕归蝶舞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日子,浏阳县委正在召开干部大会。当时我是杨耀公社党委书记,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忽然接到通知,要区、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到电影院听报告。通知说：“胡耀邦同志回来了!”上午8时30分,在县委张琴室、石维刚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来到影院大厅。     

在荒煤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

在“中南戏曲观摩会演大会”中 1952年,我和我夫人徐虹奉调到中南文化部,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都是跟随荒煤同志工作,直到他去世。当时,荒煤是中南文化部的副部长,实际上部里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我和徐虹被分配在调研科工作,由荒煤直接领导,徐虹还兼任荒煤的秘书。     

向胡耀邦请教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把党校办得生气勃勃,对全国影响很大。很多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派人到中央党校参观学习。我们广西区党委的领导,知道我和胡耀邦同志熟悉,就派我和几位同志,于9月下旬到中央党校参观取经．我们到了党校就找办公室,要求见胡耀邦同志,办公室挡驾,说不能见。怎么办呢？后来和我们广西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商量,他们说,耀邦同志就在我们学员食堂吃饭,我们给你一张饭票,到我们食堂吃饭就可以看到他了。中午,我就到学员食堂就餐,刚领…     

有关浙东银行币的几个问题

浙东银行于1945年4月在余姚县梁弄镇建行开业,是浙东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性银行,它发行的浙东银行币,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本位币。1945年9月底,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撤出浙东根据地,浙东银行币随之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浙东银行币仅仅流通了六个月,却为我们留下了根据地金融斗争的实物资料,提供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见证。     

在知识分子起舞的日子里

1977年春,我随李任之（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林（时任省委清查办公室主任）等在蚌埠铁路分局进行清查“四人帮”的工作。一天,李任之同志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我们当时感到中央要解决安徽问题了。中央是在宋佩璋同志到大庆调查的时候,要宋佩璋去北京的,决定解决安徽领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