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今译浅议

古籍今译,是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历史重任.本文仅就汉赋今译问题略抒己见,希望得到方家师长的批评指教,以期提高古籍今译的整体水平.一、汉赋的基本句式汉赋是一种便于叙事的半诗半文的文体.《释名·释典艺》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钟嵘《诗品·总论》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都指出赋具有叙事状物的特点.正因为这种文     

《资治通鉴》今译体例的一个创新——兼谈当前“古籍今译热”

近年来出现的“古籍今译热”,可喜乎?可忧乎?众说不一.尤其是对于《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的名著全译,持有不同看法.一说《资治通鉴》全译值得赞扬;一说“全译”不可取.怎样正确看待古籍“全译”呢?我认为,那种完全否定“全译”的意见,是片面的,很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我们所说的“今译”,就是指的“选译”和“全译”这两种主要形式.古籍今译,是“选译”还是“全译”,或者在今译时再结合校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和“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的指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议定组织高校人员编译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并建立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今年五月七日至十日,编委会全体成员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古代文史名著选择丛书》的书目和凡例,确定了古籍委员会直接联系的各研究机构承担的项目,明确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日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林同志、国家教委文科科研处处长(兼委员会秘书长)陈志尚同志亲临会议关怀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巴蜀书社的同志列席了会议.     

郭沫若古籍整理的特色与成就

古书今译的倡导 1922年,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觉着《国风》中的许多抒情诗并不是不能领会,关键在于要给它们“换上一套容易看懂的文字”,便选择了40首,结集为《卷耳集》出版。由此,引出一场辩论。但是,这一《国风》今译却收到效果,使得许多青年朋友“对于古代文学改变了从前一概唾弃的态度,渐渐发生了研究的兴趣”。原先颇具生命力的作品,通过今译在当时“苏活转来”。这样,便更加坚定了郭沫若对古书今译的认识。1924年,他特地写了《古书今译的问题》的辩论文章,满怀自信的预言道:“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这在不远的将来是必然盛行的一种方法。”“古代书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译一途,这是自然的趋势。”果然,今天海内外都已把大规模的古书今译作为古籍整理的必不可少     

借鉴《国语解》为古籍作注

我承担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的《国语选译》工作.它的具体要求是“每篇依次分为提示、原文、今译、注释四部分,以译文为主”,但是“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意思是说读者还是要借助注释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可见,即使有译文,对古书来说,注释也是不可少的,更何况没有译文的古书,注释更是必需的.我在进行《国语》注释和今译工作中,反复阅读推敲韦昭的《国语解》及近现代对《国语》有关注释、翻译诸作,深感极有必要探讨如何借鉴韦昭《国语解》来为我们当前的古书注释服务.     

中国东北地方古籍溯源

关于中国古籍的下限问题,李一氓同志的《古籍整理的几个新问题》一文指出:“关于古籍的时代下限问题,原来规定是到1911年为止,自无不可.但经过近几年的实践,看来这个规定已经非突破不可.”文章强调:“特别对历史部分不能拘泥于古籍下限之说,而应尽速进行整理.现在我们已整理出或将整理出若干1911年以后的有关文献,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历史的要求.”(198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近几年来,东北地方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证明,李一氓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本文虽然不是专     

漫话古籍今译——兼评《周礼今注今译》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大量工作中,与广大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应该算是今注今译,特别是用现代语言翻译艰深古籍的今译工作.关于古籍今译工作,郭沫若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充分估计到了它的重要性,他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整理中国的古书,如考证真伪、作有系统的研究、加新式标点、作群书索隐,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觉得古文今译一事也不可忽略”.对这个重要观点,他论证说:“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则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隐,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     

评“白话译本《资治通鉴》”

我偶然购得台湾柏杨先生的“白话译本《资治通鉴》”(①战国时代)(全三十六册)的第一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第1版),怀着兴奋的心情,对照《通鉴》(因译本末附原文)认真细读,目的是为我们正在搞古籍今译取得借鉴.     

古籍中人物字号、别名的查考

古籍中出现的人名,往往不用人物的本名,而用其字号或别名、别称.这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今天阅读古书,整理古籍,研究历史的一大障碍.不解决这一问题,往往就不知所云或难求甚解.例如:(1)宋·姜夔《扬州慢》序(淮左名都)中有一句:“千岩老人以为有《黍     

《屈原赋》“其”字浅说

近读陈子展先生《楚辞直解》(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先生解《楚辞》,主要用译释的办法,只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略加简注。鉴于“今之《楚辞》译文亦数见不鲜矣,往往未能扣紧字句,致失原意。”(见《凡例》,下同)所以,陈先生的“今译,亦名直解,深戒解非本义,率而为之。必也古词今语,寻文比句,为媸为妍,临镜自见。”可见陈先生的“今译”是力求直译,尽量忠于原作的。用我们教书     

古籍今注今译，不可忽视人文背景——以《颜氏家训》为例

本文以《颜氏家训》注释中存在的问题为例,指出古籍的今注今译,应充分考虑古籍著作特定的人文背景。因为语言文字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必然受到社会环境、人文背景的影响和制约,非语词本身的因素会对古籍文本的理解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误举隅 --《吴越备史》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漏之正补

中国大陆现存《吴越备史》一书的善本共有二十一个,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了十一个,而且对此十一个版本的著录颇多舛漏。本文先对这些舛漏予以订补,然后补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载的十个版本,并修正了相关图书馆对此十个版本内容的记载失误。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

古籍今译中误解字词古义举例时永乐古籍今译是一项难度大、要求高的严肃的学术工作,要求译注者必须具备扎实的小学根柢,按照古人的语言习惯和古文的原义去翻译。这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但要真正做到这点,亦洵非易事。笔者在翻阅古籍今译本时,时常发现望文生训、误...     

古籍整理研究琐谈

拙著《意林全译》、《穆天子传全译》、《燕丹子全译》三书系国家“九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第二批,原书皆是第一次全面整理问世的,故笔者不揣冒味,将此三书奉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傅璇琮先生,以期得到指教。傅先生于百忙中拨冗赐函,让我就此三书的译注写一篇古籍今译的体会。傅先生抬爱、提携之美意难违,故将著此三书的占滴感受坦陈于读者。首先,关于“全译”的体例。拙著三书出版后,曾有师友、同仁对书名“全译”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有校有注,为何名之日‘全译’？”也有人认为我是把“全译…     

夜郎新议

一、西南夷君长“以百数”, 不是“十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头就说:“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可他在文末又说:“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同是一篇《西南夷列传》,前后矛盾,究竞谁是谁非?这是《史记》留给后人的一大疑案,长期以来无人对此进行剖析,本文拟首先对此作一探讨。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司马迁对西南夷的社会状况是不太清楚的,他在为这些少数     

夔一足与一足巫术

夔一足与一足巫术孙华先一、所谓“一足”传说夔只有一足,古籍对此多有记载。《庄子·秋水》说夔的行走方式是“以一足踔而行”。又有传说,说孔子不以为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说的三个变体。《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有两种：１．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古者有夔,一...     

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

拜读《元稹年谱》(齐鲁书社一九八○年六月版,以下简称《年谱》),赞佩之余,将自己对元稹通州任内(元和十年三月至十四年三月)的不同意见整理成文,以献疑于师友,乞教于著者。一、元稹赴任通州时无归田之举《年谱》云:由西京赴通州,“快则半月,慢则一月可到。”而元稹元和十年赴任通州时,却“费时三、四个月,这是甚么缘故?”接着列举元稹《归田》诗后认为:“从‘挂绶出都门’的句子,看出此诗是元和十年夏元稹出西京,赴任通州时所作”,“但元稹徘徊了一阵子,最后还是赴任去了。这是元稹三月底即离西京,闰六月才到通州,费时三、四个月的缘故。”并在“辨证”栏内批评陈寅恪先生云:“竟不知元稹‘归田’事。”     

“琮”的几种解说与“琮”的多重功能

“琮”的几种解说与“琮”的多重功能萧兵“琮”的形制在中国古籍里的记载并不很清楚。《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黄琮礼地”,汉郑玄注说,这是因为琮“八方象地”（上·７６２）,指的是它有八个钝角。《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说了好几种琮,例如“大琮十有二寸...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长期以来党内外有多种说法,杨尚昆同志是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杨尚昆回忆录》(近期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此有较详细的叙述。我们从该书第二章和第十章中选取了有关部分,以飨读者。     

唐宋笔记校点辨误

整理古籍,校勘和标点是两项主要任务。如果在这两方面出错,就不免给读者带来麻烦。新近整理出版了一批唐宋笔记,对于其中的失读之处,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点》一文中已有所论列,从某些内部刊物上也偶或看到一些批评文章。笔者年来披览所及,也发现若干例。现选择其中较能说明问题者胪列于后,一是供读者参酌,二是提醒点校者注意,三是便于重印时刊正。原文为繁体字者今一般改从简体。 一、校勘方面 ①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 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 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邪?（《北 梦琐言》卷四,上海古籍1981）点校者于“矍”字下出校云:“原本作瞿,据商平（指稗海本——笔者注校）改。”按,“见似目,瞿闻名心瞿”系《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