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二元趋势——撒拉族民众的宗教信仰及其变迁研究

本文通过对宗教心态和行为、动机的调查与分析,讨论了撤拉族民众宗教信仰的变迁趋势及特征。认为：虽然现代化、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建立、理性化带来的观念方面的冲击,使得撒拉族民众的社会、宗教生活出现了“世俗化”趋势;但也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民族、文化与自我认同的需要,撒拉族民众的宗教生活、社会生活也表现出较强的“去世俗化”趋势,即现代化进程中撒拉族民众宗教信仰的发展变迁是“世俗化”与“去世俗化”双重趋势并存。     

中央苏区时期的读报活动

正读报活动是中央苏区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深刻嵌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各项活动中,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深入群众、影响群众的重要方式。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读报活动,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社会动员,强化民众政治意识和进行工作指导。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的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即通过动员帮助人们明确斗争的方向,提高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以发动民众积极投身抗日,英勇奋斗。一般来说,民众的政治动员是两个过程的结果：一是在一定社会变迁基础上民众自身社会心理变迁的结果;二是某种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新兴的社会政治集团或势力动员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国民具备了革命的政治心理,这一点我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各阶级、阶层民众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就可窥见一斑。     

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心态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公民政治参与心态是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参与政治活动时的一种心理反应。新时期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心态总体是积极向上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剖析其成因,对当前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大有裨益。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86万字,168元本书是第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通史著作,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全景画面。自鸦片战争开口通商至新中国成立一百余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社会生活作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动互动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历史洪流。伴随着各个时期的社会变动,以城市为主导、居于社会生活变动前沿地带的广大民众,其衣食住行等物     

从政治词汇的解读看俄罗斯民心取向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每天都会出现大量陌生的西式政治词汇,如交易所、经纪人、代理人以及（资产阶级）的省长、议长、市长等。时隔15年后,新词产生的规模与频率已经不像15年前那样明显。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中心、俄罗斯列瓦达调查中心等著名的民调中心,近两年在全俄范围内对民众对政治词汇的看法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十几年来俄罗斯民众对待某些政治词汇的态度变化丝毫不亚于俄罗斯社会的变迁。虽然俄罗斯民众对待同一个政治词汇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政治词汇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民心取向。     

金融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影响研究——以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英国为例

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英国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时期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本文从危机爆发前英国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危机的爆发及其政府遏制危机的措施、危机对当时的英国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金融危机前后短时段的英国民众生活水平进行分析,以揭示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进而透视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突破与引领:湖南近代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在近代湖南社会生活的变迁的进程中,近代教育发挥了以下先导和关键作用:一是启发求变心理,扭转湖南人封闭守旧心态。二是推动革旧布新,鼓励人们抛弃封建陋习,接受西方现代生活文明。三是普及知识,使教育惠及社会大众,转变传统社会形态。     

论如意文化在城市化社会中的兴盛

如意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如意发展演变的历史就是文化变迁的历史。清代以后,如意渐渐淡出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如意文化渐渐式微,成为一个久远的民俗文化记忆。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引起民众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带来各种文化形态的大融合,使得民众面对更多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压力,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释放和宣泄,追求更加祥瑞美好的生活。如意文化应民众的心理需要,在这一进程中再度兴盛起来。如意文化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既适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基于资本与场域理论的徽州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与内在机理研究

立足社会大转型语境,收集有关徽州建制与地名变更争议的网络素材,借鉴批判范式、结合场域与社会记忆理论、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对徽州地名变迁的社会响应与内在机理进行阐释。发现：社会响应存在明显的社群差异。婺源第一次改隶时民间强烈反抗并起到效果,第二次改隶后为多数民众所认可。媒体人群体、专家学者、普通民众与地方政府对徽州更名与复名的看法不尽相同,语义网络结构差异显著,关注重点亦有所不同。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与社会记忆分别推动徽州地名场域的边界重构、式微让步及其与黄山地名场域的交融共存是徽州地名变迁的内在机理。     

试论抗战时期西南城市民众生活习俗的变迁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大量移民和工商教团体迁入西南,西南城市民众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变革。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卫生习惯、婚姻习俗等的变化。这些变革,最终影响了西南市民平和、宽容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在西南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略析法国大革命初期民众运动心态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打破了传统的以阶级和家庭为标志的社会集团,把原先毫无联系的个人与团体结合在一起,敲响了欧洲封建制度的丧钟。这一翻天覆地巨变并非是自我封闭原动力的产物,而是心理、文化中的旧意识与社会制度外物质变迁、精神演化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些先于无套裤汉出现的集体行动的民众在18世纪末虽未形成一个阶级,然而,他们却秉承伟大使命,投身构建新社会的运动,首次决定性地介入了政治事务。因此,在有关大革命史的研究中,考察给资产阶级革命以决定性帮助的、被称作“小人物”的平民心态是理解革命暴力及其在革命历史中地位和实现方式等问题的关键。     

史念海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变化

史念海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多个领域的研究中关注历史民族地理问题。相较于政治史、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史念海突破传统片面强调血缘、族别的观念,立足于各民族所居多元地理环境,从民众在生产生活中的人地互动和族际互动入手,基于动态分析的视角,从疆域沿革、农牧分界线变迁、农牧区域盈缩、生态环境变化等过程,对民族空间分布变迁、民族交流融合、民族区域开发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与需求,这些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特点并非在短期内形成,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和变化,并与不同的社会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学术性与致用性形成共振。     

从近代报刊婚姻启事看近代社会变迁

广告是各类报刊扩大收入、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础。目前,各种商业广告已为不少学者用作史料,并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蔡朝晖:《浅议广告的史料价值——以〈申报〉广告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2期;胡俊修:《从〈申报〉广告看近世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历史档案》,2003年4期等),但各类私人广告(如婚启、同居、报丧、警告、悬赏、鸣谢、招领、家务等)仍没得到充分利用。这类广告多由普通民众发布,因而更能折射出某一时代生活习     

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大赦的施行逐渐变得频繁,成为蒙古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一现象与元代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制度变迁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郊祀大赦在元代大大减少,皇权变更、政治动乱乃至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成为引发大赦的主要动因,大赦的政治实用色彩更加凸显。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其应对复杂统治局面的有效策略,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宣扬皇权的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消弭社会动乱,促成政治和解,稳定统治秩序;整饬政令,调整行政运行。作为一种"非日常"的统治手段,大赦在元代的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常常扰乱了行政与法律的正常运行。     

转型期我国的社会抗争论析——基于抗争形态、评判与治理的视角

转型期我国的社会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应予以正视和重视。就其总体形态而言,转型期我国的社会抗争是由思想性抗争、政治性抗争、利益性抗争、心理性抗争等共同构成。转型期我国社会抗争的出现,既是社会矛盾和社会亚健康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对社会公平公正的渴求。有效治理转型期的社会抗争问题,就应在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壮大社会民间组织等方面的实质性进展。     

环境、心态与城市衰落——生态民俗视角下的近代淮安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和社会支撑体系,生态民俗观关照下的城市研究以市民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传统为着眼点,通过对生态系统、人文环境与社会心态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来审视近代城市衰落的过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近代淮安城市衰落的起点,引发了民俗生态链条上的相应变化。清末淮河水系混乱致运河淤塞,淮安的漕运中枢地位动摇,区位优势丧失。频繁的灾害、贫困的生活使得区域社会心态失衡,民众心理趋向消极、保守和宿命,城市发展失去精神动力。环境、社会、心态的非良性循环民俗生态链体现了淮安城市衰落的本质特征。     

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抗战时期的贵阳城市近代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为贵阳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促进了贵阳城市经济、文化、交通、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的近代变迁,极大推进贵阳城市近代化进程.然囿于军事、政治等非经济动力因素的制约,此时期的贵阳城市近代化只是一种畸形繁荣,未能形成持久、理性的发展.     

异域·乡愁·故都——民国时期林纾的居处抉择与体认

民国时期,闽籍旅京人士林纾,既有南归之思、南下之行,又曾暂居天津租界数月,最终定居北京终身。较之生计、人际关系等因素,他的居处抉择与居处体认联系更为密切,而他的居处体认又与政治心态转变密切相关。南下是他在趋向于做共和国民时期的打算,北居则与他日趋坚定的遗民心态紧密相连。其居处抉择,既有时代变迁下的普遍性,又有其政治心态与身份认同变化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