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抗战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

从1939年至1945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掀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宪政运动中,中间势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统区,各中间党派与中共并肩作战,成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推进宪政运动的中坚力量。对这一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潮进行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1946年《共同纲领》的命运

一、"共同纲领"的提出"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来的。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共38名代表参加,就和平建国大业进行充分协商,以期达成《和平建国纲领》,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奠定宪政基础。中共于1946年1月16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共同纲领》的社论,提出了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六项主张,明确用"共同纲     

马文车与“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又欺骗人民,实施宪政,装点民主。1946年11月,他不顾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妄图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召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

抗战时期,昆明获“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中国高等学府之南迁自有关系,但若把民主、自由思想在联大等大学中的成长壮大,完全归结于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的影响,或者中共地下活动的发展,显然不全面。国民党在校园的活动,特别是一些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其目的虽在“党化”校园,但也使不同政治色彩的教授参与其中。教授中间的左、中、右三派曾和平共处,交往频繁。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对学界的政策,从笼络转向高压,惨案迭次发生,左、中、右三派的重叠交叉不复存在。从抗战后期教授、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三角互动中已可见国民党败势之端倪。     

宪法学者张君劢

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恰逢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兼中国民主同盟常委张君劢六十大寿,各界人士纷纷祝贺。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献了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示敬意。这一年12月2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制宪国大"。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张君劢列最后一位。张君劢究竟是怎样一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下)

中共的妥协、让步和坚持莫斯科要求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和国民党合作,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走法国的路",准备和蒋介石"搭伙"。朱德甚至在会上表示,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这些方面表明,中共在总体上大致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在重庆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做了相当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中共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法共当年将自己的武装全盘交给了戴高乐     

中间派与国民参政会的缘起和第一次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召开与抗战前以中间派为主体的宪政运动分不开。第一次宪政运动以"五五宪草"为背景,围绕开放党禁、强化国民大会议政会权利问题;目标与内容是战前宪政运动的延续,更多体现了中间派的政治主张,也体现中间派对国民党、对国民参政会态度的变化。     

一九四六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日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谈签订了军队国家化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协议、政府组织协议、国民大会协议和宪法草案协议,达成了宪政的共识,这就是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民主宪政国家,从而为中国保障人权、走向现代文明奠定基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基层控制政策的新趋向——兼论中共相关政策对其的影响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严密组织以及有效的民众动员力,就给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国共分裂后,中共充分发挥了民众动员的能力,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作为竞争对手,中共在基层社会成功的动员和组织经验给国民党以极大的刺激,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期以及1940年代所采取的诸如严密地方组织,提高国民党党部在地方行政活动中的地位以及在基层民众中发展国民党党员,将国民党势力渗入各种民众团体之中,博取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同情等新政策,明显受到中共相关政策的触动。国民党对中共相关政策的借鉴程度,与中共的实力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状态,但由于国民党工作重心与体制的不同,中共成功经验的精髓并不为国民党所掌握,相关政策多停留在文本上。由于国民党不便于公开宣称向被他们污蔑为"共匪"的竞争对手学习,因此中共相关政策对国民党的影响长期为公众所忽略。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追求民主政治的斗争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政治的斗争始终如一,从未间断。出于对国情正确把握,中共的斗争一分为二:在大后方推动旧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全实现,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创造良好条件;同时在根据地大力实践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层面的斗争并行发展,又互相配合,体现了中共对民主政治理解的不断深入、具体和细化。虽然中共通过民主政治改造旧中国的斗争没有成功,但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充分树立起在人民心目中的民主形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介石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而战后的新形势和日益临近的宪政对其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协会议上,蒋对中共和中间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政协决议对国民党宪政设计的更改,在国民党内激起轩然大波,蒋发觉事态发展已出乎自己预料之外。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对宪政的态度暗中转变。在蒋的默许下,国民党虽未公开撕毁政协决议,但政协决议事实上已不能为国民党所执行。会后,蒋介石受党内强硬势力影响,对宪政的态度从温和的积极一变而为强硬的积极。中共态度也随之强硬,最终国共两党在宪政问题上分道扬镳。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产生述论

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代表的选举与产生历经10年,中经几次变化。其代表经由区域、职业、特种几种选举办法产生和遴选办法产生。因历时过长,中国政治形势几经变化,且中国幅员广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因此其代表的产生过程也充满了变数。其方法与过程的变化体现了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既想控制政权,又想披上民主宪政外衣的两难取向。     

莫斯科与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中共、武汉国民党人对工农运动"过火"同感棘手并试图纠正,立场趋同。随着苏联被坐实南京惨案祸首,武汉国民党对中共、苏联观感剧降,甚至有势不两立之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均明确认同国共合作与土地革命难以兼顾。但斯大林等人在反对派理论倒逼下,政策更加激进,强行要求中共在维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自下而上开展土地革命。武汉国民党愈反感,莫斯科愈激进的矛盾演化路径最终导致汪精卫等人借故发难,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多党合作与民主新政——论中共统一战线思想在筹备建国过程中的运用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人民解放战争中由中共倡导建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把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团结凝聚在一起,汇合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对于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筹备创建新中国,中共继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坦诚切磋,共谋建国大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不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建国程序,也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转型。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与中国国情和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相适应的人民民主形式,成为新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历1947年“五二〇”学生反蒋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平,而国民党政府却与人民愿望背道而驰,一味强化独裁统治。1946年6月底,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11月,又与美国签订了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2月底,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国民党出卖国家和民族权益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再加之到了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国民党急需支出庞大的军费来维持内战,就更对国统区人民加强了控制,苛捐杂税日增,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国统区的广大学生首先喊出了“要生存、要饭吃”的口号。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高喊“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和平”口号,一时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