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

民间小戏,作为草根文化的代表,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抗战爆发后,政治的强大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对乡村戏剧的改造就是其中之一。处于战争话语下的民间小戏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民间文艺中,融入到乡村生活中。本文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战争话语下草根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与政治在乡村社会的结合。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纪实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为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地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迂到北平,毛泽东形象地将此次搬家行动称为进京“赶考”。     

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

在中共于1927～1929年发动的暴动过程中,阶级意识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深入到乡村社会,相反地,它在乡村中的传播却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当时有限的社会资源总量决定着农民很难摆脱家族文化的束缚。在中共暴动中,宗族组织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一柄双刃剑,可以同中共暴动实现有限度的结合,有时也会给中共暴动设置人为的壁垒。     

军统谋刺曾镜冰

1939年春,我由福建警官训练所指导员任上调到福建绥靖主任公署情报处工作。1940年春节过后,我奉情报处处长毛应章的命令,随同行动股股长陈源(莆田人,军统乾阳特训班毕业)到崇安,刺探中共闽浙赣边区负责人曾镜冰在崇安西北山区的活动情况,伺机进行暗杀。 在当时谋刺曾镜冰,政治上的风险不同一般,不论情报处或军统闽北站都无权决定行动,这计划是经毛应章和严灵峰(闽北站站长)向军统局请准的。     

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 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意志开始强势介入到民间小戏,进而渗透到乡村社会。边区政府对民间小戏的改造成为国家的政治诉求,本该再现乡村社会的多元图境和反映乡村民众真实想法的民间小戏在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其结构及内容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小戏的娱乐功能开始向政治教化功能转变。本文以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了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改造及其功能的转变,以期揭示政治、民间小戏及乡村社会三者互动图境。     

狩猎与盗猎——英国“长18世纪”转型视域下的狩猎法变迁

合法狩猎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有着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狩猎权成为主要由贵族富绅所拥有的特权。狩猎在贵族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以娱乐消遣的形式实现了彰显身份、扩大社会关系和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不过,乡村平民也经常诉诸自然法和惯例,为其狩猎活动的合法性予以辩护。在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民间盗猎活动愈演愈烈,不仅威胁到贵族的狩猎特权,也导致了严重的乡村失序问题。农场主与狩猎贵族关于农业发展和猎物保护的分歧不断加剧,在前者的吁求下,狩猎法改革被提上日程。《1831年狩猎法》便是这一曲折改革过程中新旧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英国狩猎法的实践困境反映了日益加剧的乡村社会矛盾,也见证了土地贵族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身份危机。     

中共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知识共享、群体互动与社会影响

读报组是中共延安时期倡导群众办报、读报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广大农村经济文化普遍落后的背景下,中共运用党报发行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乡村社会精英作用,通过读报员的读报活动,发动广大群众听报,形成乡村社会以党报为中心的“读一听”系统和社会网络。读报组融合了印刷媒介与口语媒介的优势,将读报、听报、识字、生产、娱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报刊作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的信息来源,经由读报员与组员的“读一听”互动,强化了群体的情感能量,在组织化传播的过程中,群体价值观得以协调和强化。读报组在“制造同意”,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指明了方向。组员们通过读报组的持续训练和教育,形成了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群体动力,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展现了努力学习、团结互助的精神面貌,将思想力转化成了行动力。读报组不断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传播乡风文明,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贫困与反贫困--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乡村问题的表达与实践

有关1949年后中国乡村集体化问题,目前的学术界很少关注和思考它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之上,以及如何评价这种问题意识及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认为贫困是乡村问题的核心,并认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过剩、政府提取过多、文化与技术落后等因素造成了贫困问题。基于此,它提出了以集体化、水利化、机械化、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和文化与技术革命等为中心的反贫困措施。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具有合理性,其反贫困政策与实践大多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意义,但人们却长期轻视乃至漠视这些因素,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的悖论现象。对集体化时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不和中共的乡村问题意识结合起来,就不能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甚至有可能陷入狭隘的权谋论中。     

贵州麻山事件始末

建国初,正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尽管贵州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认同中共的政治权威,但是,一旦政策出现偏差,这种政治认同很快会出现疏离状态。1956年出现的“麻山事件”就是政治认同出现危机的一种表现。     

“寻甸探索：文化地理与乡村振兴”学术工作坊暨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2020年工作会议在云南寻甸召开

正"寻甸探索:文化地理与乡村振兴"学术工作坊暨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2020年工作会议于2020年11月21日至22日在云南寻甸凤龙湾小镇成功举行。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中共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委员会、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寻甸·凤龙湾小镇协办。     

汉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形式

汉代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广泛、形式多样,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力宣传和提倡儒家政治文化。二是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渠道,利用灌输的形式,传播儒家政治观念。三是通过著述立说、创造文学艺术精品的途径,利用大众传媒的形式,传递和传播儒家政治文化。四是通过立法的途径,采用引礼入法、建章立制的形式,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提供法制保障。五是通过社会表彰忠孝、示范引导的途径,采用激励的形式,促进儒家政治文化的传播。六是通过生活礼仪和节日礼俗建设的途径,利用大众娱乐的形式,潜移默化地传播儒家政治文化。汉代政治社会化把儒家政治文化内化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政治规范、政治价值和政治生活准则,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

中共是个十分重视权力运用与管控的政治力量。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范导下,大力推进权力体系的向下植根,将权力末梢下探到村一级,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经济社会一体控制。中共的权力下探,既有政治组织的严密推进,也有文化权力的重新阐释,还有群众路线的全力配合。通过将群众从社会人变成政治人,并建立直接服从于党的干部体系,中共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社会迥异于传统自治型社会,是政治力全面楔入社会、高度政治化与组织化的全新社会形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年鉴出版信息

2009年1月,由中共新和县委员会、新和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新和县委史志办公室编纂的《新和年鉴》（2008年刊）出版发行。全书67万字,是一部汇集新和县2007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工具书。     

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一个北京近郊城市化乡村的发展之路

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中,"乡村"常被视为现代性的"他者",是被动的、有待自上而下的努力去拯救的地方,其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一般简称为"非遗")在内的文化传统往往被无视或低估。上述观念应该予以修正。北京近郊高碑店村的个案展现了一个失去土地的城市化乡村积极利用非遗来谋求自身发展的主动实践历程。对驱动其开发非遗以实现振兴的动机、方法和行动主体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社区驱动的非遗开发与乡村振兴"是更根本性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以社区为主体来驱动非遗开发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并注重如下原则的重要性:(1)由社区驱动的内在发展动机;(2)以社区自身文化传统为基础;(3)开发过程中的社区参与;(4)社区受益。这一模式对于当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启示意义:只有充分尊重并发挥乡村具有的主体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乡村的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     

明清乡村节令演剧习俗简析

明清乡村,举凡四时佳节,均会举办演剧,以表达对节日的欢庆。节令演剧形式丰富,剧种不一,式样繁多。或用来添节日的喜庆,或用来祭神,或用来娱乐。明清乡村此种节令演剧习俗,既为当时乡民之娱乐方式,又乃当时乡民生机活力的体现,是当时乡民热情乐观面对生活的见证。     

血性的关中社火

今天在某些村地区看起来新奇甚至神秘的民俗活动,大都在当地延续了千百年并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极富中国民间特色的春节娱乐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它们将会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还是被现代流行文化取而代之？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中共再次合作,是出于其反蒋的现实需要。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与中共北方特科的积极参与和正确帮助有关,但它的失败又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和前委的极左举措密不可分。冯玉祥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取决于他当时所处的主客观条件。冯与中共合作的经历说明,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会主动联共;但当他认为这种联合的实用性变小,或对他构成威胁时,就会转而反对、阻止中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甚至不惜与中共闹翻。同盟军失败前夕,冯玉祥之所以没有公开“分共”,是由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清末民初东北庙会文化变迁研究

北庙会历经千年发展渐成繁盛之势,寺庙遍及乡村城镇,"凡城乡有庙宇处无不有会"。近代社会变革带动了风俗文化的变迁,庙会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继承传统形式的前提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以地方史料为基础,分析了近代东北庙会文化的演变并指出:庙会由原来宗教、商业、娱乐并重的情况,转变为商业特色日益增强而宗教观念日趋淡薄。     

特色化乡村文化振兴道路的推进策略

当前我国正朝着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迈进,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有利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能有效推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和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要义就是在党中央...     

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

在分析转型期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转型期”这一概念作简要说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义丰富的社会学术语,它是指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具体说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1]。这里突出强调的是社会转型的经济层面。但经济结构转型必然要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政治到文化、从私域到公域、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观念结构到个体成员的社会心理都会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对于社会转型这一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