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金融网中的县银行建设

民国时期的县银行,虽发端于1915年,然而一直发展迟缓,直到1940年1月20日《县银行法》颁布之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才有了较快发展,并达到一个小高潮。本文认为：战时县银行在大后方的推设是国民政府构建战时大后方金融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施战时新县制的配套措施,根本目的是厚植抗战建国的物质基础。县银行战时的大量出现是在特殊背景下政府不遗余力倡导的结果;县银行的发展推动了大后方金融网络的建设,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战时县银行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大后方的四川与陕西两省,尽管其分布趋势很不平衡,但对于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仍有着积极意义。     

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在西南大后方的投资

抗战时期中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政府的吸引和爱国热情的激发之下,东南亚广大华侨积极回国投资支援大后方建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对东南亚华侨在"大后方"投资的情况作了基本概述,对其投资的原因以及侨资企业的最后走向作了简单地探析,最后总结了其对"大后方"投资的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内河航运建设

本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措施、特点、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章认为抗战爆发后,出于加强大后方运输力量和发展大后方经济的目的,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发展大后方内河航运业,使得战时大后方内河航运建设在航线的开辟、轮木船的制造修理以及港口的建设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前方抗战和后方经济建设。但由于航运运价过低和管理不当等原因,大后方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又相当有限。     

抗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

推动和加强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研究,这是深化中国抗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一个新途径。研究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可以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可以还原中国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面貌,从而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段历史;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准确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揭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可以全面展现中国战场的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为此,要把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出版放在第一位,以科学的精神加强学术研究,建设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平台,注重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向世界展现中国学者的成果,说明中国学术界为世界二战史研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抗战时期西北皮毛贸易与大后方经济变动

皮毛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畜牧产品。近代以来,随着天津的开埠通商,在天津口岸的经济辐射作用下,大量西北皮毛通过黄河水运汇集至包头后再通过平绥铁路运至天津出口美英等国,皮毛成为西北最重要的出口物资,大量西北皮毛的出口也成为西北地区皮毛业外向化的重要表现。但抗战爆发以后,西北皮毛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路线改为向西汇集兰州后再通过甘新公路或甘新大道运至猩猩峡出口苏联,使得苏联取代战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皮毛进口国,这也直接推动了战时中苏易货贸易的发展。其次,由于战时西北皮毛出口运输较战前出口运输路途艰险,加上战时出口市场萎缩等原因,造成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较战前减少。战时西北皮毛出口量的减少,迫使部分皮毛出口转内销,西北皮毛业从战前外向化开始转为战时内向化。西北皮毛内销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大后方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战时西北皮毛业的内向化一定程度上为战时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新的动力因素。     

滇缅公路：抗战大后方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出云南边境畹町与仰光公路相接,全长963公里。可以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抗战的物资保障。中国百姓、中国远征军、南洋华侨及美国飞虎队等为保卫这条抗战大动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日军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滇缅公路修通的那一天,更不会相信严重缺乏施工机械的20万中国劳工——绝大部分是老人、     

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西南空间分层

"西南"的空间分层现象(即大西南、小西南之分或广、狭义的西南区域界定)是伴随着国民政府对抗战大后方建设的地域设计而产生的,西南大后方建设一方面要求有"关系地带"或广大的"外卫屏障",另一方面强调重心建设区域,与"外卫区域"有所区分。这一地域设计思路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西南界定意见,形成了时人对西南"中心"与"外卫"区域的空间分层认识。受此影响,谢国度、黄汲清于1939年初从国防地理角度明确提出了大、小西南的意见。"西南"空间分层反映出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对区域界定产生的重要影响。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抗战时期贵州城市发展特点

长期以来,贵州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发展相对缓慢。经过抗战时期的建设,城市现代化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受高原、民族等限制,与西南其它省份和内地相比,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却表现出典型的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城市发展的时代特征。     

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0年8月14日至16日,由西南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主办,重庆市渝台交流促进会、重庆图书馆等协办,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承办的"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北碚区召开,来自大陆、台湾的学者90人与会,提交论文60篇,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社会诸方面。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台湾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分别致辞,冀望在大后方抗战精神鼓励下,两岸学者进一步深入开展抗     

纸张与战争: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及其社会反应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带来了对纸张的巨量需求。日本的全面侵华打破了四川传统的纸业市场格局,导致纸张供应危机,纸张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注意的普通日用品,因之转而成为战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战时文化传播的迫切需要,诱使四川本地的机器和手工造纸业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对西方机制纸的替代,但改用土纸虽缓解了出版界的缺纸之急,却制约了印刷业的技术选择。舆论界多将纸张紧缺归结为奸商囤积,故要求政府管理市场,但政府的管控举措却不断被来自纸张产销各方的变通应对所消解,反而导致纸市更加混乱。战时四川纸张紧缺问题的产生和演进,反映出战时环境中纸张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等不同群体,基于其自身或行业利益基础上的话语选择与生存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

一个国家战略后方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强弱程度对战争的胜负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认识到加强战略后方建设的重大意义 ,并通过战争实践及战后形成的军事战略态势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     

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简述

2011年11月25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日战争暨抗战大后方史料整理与研究学术讨论会”,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各子课题的研究论文,以及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展开了学术讨论。兹将会议情况简述如下：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最为猖獗。这一地区海岸线绵长,湾港纷歧,在地理上有利于与海外进行走私;沿海渔民因战争而破产,不得已而从事走私活动;战时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物价差距过大,走私有利可图;更为重要的是,日方将走私作为经济战的手段加以利用,一直是走私的策动者,而大后方政治不上轨道,致使走私得不到有效遏制。这一地区投入到走私中的人物是形形色色的,但大私枭是走私的主力,他们多以设立公司的形式集股从事走私活动。走私出口的物品多是各地的工农业特产品,尤以钨砂和桐油为多。走私入口的物品多为日用品、奢侈品甚至毒品。越到战争后期,日方对输入物资的控制越严,有利于民生军用的物资越少。走私的方法大致分公开走私与秘密走私两种,而秘密走私的方法更为繁复。走私的路线极为复杂,据点多在沿海,小据点因战场形势变化旋起旋灭。出口走私规模大于入口走私,利润往往很高。战时走私给大后方带来复杂的影响,但弊大于利。     

试论南岳衡山抗战时期的宗教抗战文化活动

南岳衡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爱国僧道人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不安于传统的宗教生活,也积极地参与了爱国抗战文化活动,充分发挥了我国宗教人士的爱国主义传统。日本侵华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入了亡国亡种的危险境地,救亡图存,团结抵抗,成了中国人民唯一选择和出路。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团结抗战的大旗,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广大佛门     

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半壁江山沦陷,然而,在游击区和未沦陷的山区,浙江人民仍进行着艰难的开发与建设。建设离不开资金,金融业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浙江地方银行作为一家省级银行,在浙江南部的艰难环境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浙南山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魁。他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许。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魁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与贵州

抗战时期的黄埔军校情况复杂,不仅分校众多,且不少军校生由军校委托各专门军事学校代训,仍属军校建制。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四分校及为军校代训的三所专门军事学校迁入贵州。贵州为军校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培养大批基层军官,有力地保存了抗日力量。军校也对当地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赤水河川盐运输

抗战爆发后,贵州人口增加,为保证全省军民食盐供应,贵州省在实行食盐统制的同时,执行运盐工人缓服兵役制度,发动民众赶运川盐,同时,对盐运工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在保证津贴发放的同时,适时调整运价,以保证抗战时期川盐运输与供应。     

凤子小说对大后方女性的书写

广西籍女作家凤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可谓一个独特的存在,因艺名盖过文名,较之20世纪30年代就引人瞩目的话剧明星角色,她的文学创作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在目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鲜有提及。但是,如果整体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女性文学史,凤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她的小说是不应忽略的一环。凤子的小说创作始于1943年前后,作品多成于20世纪40年代。此期凤子辗转于大后方的桂林、昆明、重庆等地,但正如她本人所言“在奇山异峰的桂林,在四季如春的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