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收益税的内容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救国公粮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居民的一项主要负担。从法理上看,救国公粮的征收标准以统一累进为原则,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这一原则并不起作用,即救国公粮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皖南事变前,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超额完成公粮任务,曾侵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交纳救国公粮一度产生了抵触情绪。皖南事变后,一方面,边区不断地修正公粮征收条例,改革征收办法,使各阶层的负担趋于公平合理。另一方面,为了彻底解决救国公粮征收中的一些弊端,从1943年开始边区试行农业统一累进税,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采。农业税的征收是一个与农民负担休戚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不怕拿,就怕乱”:冀中公粮征收的统一累进税取径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且特点鲜明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     

“送公粮”的私人记忆

正我是湖南省隆回县七江镇杨家村的农民,粮食"统购统销"虽然过去很多年了,1970年代由顾武祥和孟津津创作的二胡曲《喜送公粮》,描写农民们运送公粮的喜庆场景,至今仍不失为一首经典名曲常常响在耳畔。下面就我个人所亲听、亲见、亲历的有关"送公粮"的情况,作一个杂忆。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解财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进行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华北抗日根据地救国公粮研究》北大核心

周祖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98元该书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救国公粮为研究对象，通过展现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的不同面相，以及在救国公粮的保管、运输和支付上的不同做法，阐释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征收救国公粮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的实践形态，既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同，也希望呈现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广东省全面土地改革前征粮问题初探

征收公粮是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头等大事,起着保障部队和稳定人民政权的重要作用。1949年广东的秋征工作面临一些困难:一是来自地主的抵抗和土匪特务的破坏;二是存在配额和税率的不合理以及"左"的偏差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灵活的措施,在1950年夏秋征中进行了政策调整。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征粮工作基本满足了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民国乡村税收中的村庄领导阶层及其权力变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村长副为个案

民国时期,传统的村庄领导阶层的类型范围、社会角色与功能都发生着重要变化。在山西乡村,由于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需要,村庄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村长副的权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地主士绅大都主动担任了村庄的领导职务。但随着山西"村政"建设实施之下农村事务的繁多,再加上后来农村田赋等税负日益繁重,农民陷入了广泛的贫困中,村庄的赋税征收往往成为一种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这导致村长副等村庄领导阶层的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时候,村长副不得不垫付村里上交的赋税,有的为此倾家荡产或丧失性命。因此,不要说地主富农,就是一般的农户也不愿担任村长副这一职务。     

广西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五）

1950年7月4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夏粮征收指示：一年公粮分夏秋两季征收，各级政府均要遵照规定的任务，逐级分配，严禁额外摊派；为贯彻合理负担政策，县应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或区乡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查田定产、民主评议，做到负担公平合理；凡抗拒缴粮及逃避负担者，除分别纠正和追缴外，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凡勾结匪特，造谣滋事或乘机抢劫仓库、破坏夏征者，依法严办。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模式变革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及周边地区,不少村庄出现“空心化”,征地拆迁随之成为社会难点和焦点。基于对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征地制度变革的思考,通过分析我国农村土地征收问题,提出农村土地变革的关键点,即实现农民的权力与利益协调平衡,让农民获得更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和增值收益,改变农民难以分享城镇化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格局。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中的群众动员——以陕南土改为例

建国初期山区土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成功的群众动员。为了在旧势力强大、信息闭塞的山区把广大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土改工作组广泛开展了阶级教育、"谁养活谁"的教育和翻身教育。群众一经动员起来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现混乱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各省或下发文件予以指导纠正,或派人赴山区检查制止,使不正确的做法得到及时纠正,保证了土改工作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偏差,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粮供应研究

公粮是抗战时期国家以实物形式发给公教人员的物价补贴,是抗战时期物价粮价高涨,公教人员薪俸所入不足维持其生活下的产物。中央公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均经历了一个不供应到少量供应再到尽力多供应的过程,公粮来源、供应对象、供应标准日益规范和完善。中央公粮最初仅在四川一省试办,后发展到后方各省;省级公粮则在各省田赋征实总额30%内划拨,如配拨军粮后不敷支拨,由国库拨付代金;县级公粮从1942年度起随田赋带征,以不超出征实额三成为度。在抗战特殊时期,公粮虽供应不多,但对保障公教人员队伍的稳定,对争取抗战胜利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然对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难忘共和国第一个春节

1950年初春,江南草绿,腊梅绽放,新区人民,欢天喜地迎来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我带领工作队,正在浙江富春江畔的一个山村做群众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清剿残匪,为民主改革作准备,同时征收公粮,支援大军南下。     

难忘共和国第一个春节

1950年初春,江南草绿,腊梅绽放,新区人民,欢天喜地迎来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我带领工作队,正在浙江富春江畔的一个山村做群众工作,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清剿残匪,为民主改革作准备,同时征收公粮,支援大军南下。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从火耗到“耗羡归公”

火耗,必然是伴随着白银的使用而产生的,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已经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到清朝后,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万历三大征对国家的危害,在顺治元年即下令"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禁天下毋得正赋外再加火耗"。耗羡归公,是对明朝和清朝前期随意加征火耗银进行的一种以制度进行规范的修正,它使火耗银的征收有了一定的标准,杜绝了地方官员的随意征收,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村庄里的抗战：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华北乡村

正在封建时代里,村庄是松散的农村聚落。20世纪初的清末,村庄作为摊派对象,逐渐被国家视作一个整体单位。~((1))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华北,国家权力持续向村庄渗透,但未能抵达村庄内部,而且出现了乡村社会的失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重塑了村庄的政权结构和权力结构,深入到村庄内部,对农民进行革命文化启蒙。在中共领导下,根据地的村庄成为抗战的最基本单位,农民成为抗战的主体,村庄里的抗战真正得以实现。这是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