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四大名中之一在贵阳——记抗日战争时期在贵阳的原国立十四中

在抗日战争前,全国就有"四大名中"之说,她们是上海中学、扬州中学、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其中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简称中大实校,后改为国立十四中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中大遭日机两次轰炸,9月中大实校西迁安徽屯溪,11月再迁长沙,1938年8月迁贵阳,在水口寺至观音洞一线背靠马鞍山至绵羊坡,前临南明河畔,辟荒建校,坚持八年,学生逾千。1941年7月因中央大学远在重庆沙坪坝,实习困难,故将中大实校更名为国立十四中学,而将在重庆青木关的国立十四中学更名为中大师院附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迁回南京,合并称为中大师院附中。1949年解放后,8月学校易名为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于1902年建校至98年,十易校名,五迁校     

危机下的应变与妥协:抗战初期重庆金融风潮救济

全面抗战初期,重庆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受制于公债价格下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省外银行紧缩放贷、回笼资金的影响,曾爆发了严重的金融风潮。在平息危机的过程中,重庆银钱两业公会、四川省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围绕"汇划证"问题一度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解决,表明国民政府在维持内地金融市场稳定上,并非执着于政策的划一,而是参酌本地现实,显示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同时,从长远来看,此次风潮的平息,特别是"代现券"的发行,维持了重庆金融秩序的稳定,为其日后承接各地金融机构的内迁奠定了基础。     

罗家伦与“鸡犬不留“的南京中央大学

<百年潮>1999年第5期刊载了罗久芳女士写的<罗家伦与五四运动>一文,如实地记述了中国近代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与功绩,读后令人感慨万千.确实,罗家伦是中国近代一位值得纪念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他的爱国思想更值得颂扬.罗家伦一生多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其中以在抗战前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时间最长、建树最多.至今,南京许多曾在中央大学任教与工作过的老人仍流传着一些罗家伦在抗战前后爱国护校的动人事迹.他在南京沦陷前成功地组织中央大学内迁,做到"鸡犬不留",就是其中一例.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有关事宜报告

抗战期间,我国沿海地区工厂企业大规模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工矿内迁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为抗战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本组史料即是工矿调整处重庆办事处办理迁川工厂相关事宜的报告,对研究抗战时期的厂矿内迁有相当的价值。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达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战时工厂内迁择址的因素分析——以重庆为例

全民抗战来临之际,全国总动员初见成效,工厂内迁是政府经济统制的一个方面。内迁几经波折,一迁再迁,徒增无谓的损失。内迁牵涉范围极广、效果不一,但就目的所迭则首推重庆最为突出。重庆具备的独特优势,是其成为内迁终点首选的因素所在。     

霜重色愈浓——南方局领导下的大后方文化抗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大批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教育等机构相继迁渝。重庆成为精英荟萃之地。在国共合作抗战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应运而生。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团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推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成就了抗战进步文化的黄金时代。     

论抗战时期医学高校的迁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企图摧毁中国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机关狂轰乱炸,使中国高等教育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内迁的决策。据此,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也对医学高校的内迁作了规划,并以这次内迁为契机,对西南、西北及华中地区的医学教育加以了重视。随着国府的迁都重庆,四川成为了抗战后方重地,为此,有不少高校迁往了四川,其中医学高校就有12所。这些医学高校在四川的建设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的医学教育事业,并为四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福建博物院举办系列展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正>2015年8月至10月,福建博物院举办系列展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展"通过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精心挑选的70幅照片,展示中缅印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美、英盟军并肩作战,不怕牺牲、英勇抗敌的动人瞬间。"烽火弦歌——集美学校抗战内迁历史展",展示了抗日战争期间,集美学校所属师范、中学、商业、农林、水产航海等学校辗转内迁安溪、大田、南安等地,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坚持办学、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大学区试验及其困境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重建新的学术中心,将东南大学等校合并成首都最高学府。同时,国民政府也率先在此进行大学区制试验。在两年半的试验过程中,首都大学与中央政府、江苏地方政府之间,围绕校名的确立、经费分配和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政局变动的大背景下,1929年底中央大学区制在一片反对声中被取消。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显示出教育制度移植过程中深受国情制约的一面;同时,中央大学区制在实验中也演变成为国立大学挤占地方教育资源的制度依托,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时期国内大学借读现象论析——以战时大学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导致国内大批高校停办或内迁,致使大量学生流亡,催生战时校际借读这一独特历史镜像。国内未受战争影响之大学,通过接受申请、资格审核和编级考试等程序,积极收容他校学生予以借读。国民政府及相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各大学,出台借读政策办法,安抚救助借读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并为其后数十年的国家建设培养了骨干力量。战时大学借读之价值足与同期大学内迁相媲美,深入探讨这一现象,有助于完善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     

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的内迁

抗战初期,上海的民营工厂曾进行了一次十分仓促的内迁,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政策和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能,结果只迁出了很小一部分,其余的不是毁于战火就是陷于敌手,给中国的抗战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虽然各人对内迁工厂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大多数人     

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

中国兵器工业开始于鸦片战争,发展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割据与军阀混战的需要,几乎每省都有兵工厂,形成了布局分散,设备、原料依赖进口,生产落后的中国兵工生产特点。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兵工厂进行了分期整顿,实行关停或并迁,形成了汉阳、上海、金陵、济南、巩县5个大型兵工厂。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抗战后,鉴于日本侵华势不可免,蒋百里、蒋介石等先后考虑抗战开始后,能够支持长期抗战的兵器工业的工业生产基地选择问题。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后方基地的认识也在变更,先后选择了西北和湘西、四川为中心的滇、黔、川西南地区。全面抗战开始后,由于重庆具有天时、地利、人才的独特条件,各兵工厂在搬迁中有的径迁重庆,有的一迁他处,再迁重庆,最终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生产基地。重庆兵器工业支撑了长期抗战,为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建设与兵工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重庆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辩析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庆的战略、政略地位日趋重要。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国民党党、政、军首脑机关全部移驻重庆,沿海及其他沦陷区的工商业、金融业、大专院校、文化学术社会团体也纷纷内迁重庆。重庆以战时首都的特殊地位,迅速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全国的政治枢纽、军事大本营和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便成为日机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日本帝国主义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动摇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从1938年1月17日首次空袭重庆市郊到1943年8月23日长达5年多时间里,共空袭重庆218次,出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机器面粉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该书利用陕西、贵州、甘肃、重庆等省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及民国文献,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抗战时期西南、西北地区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认为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及工厂内迁、人口内迁、“抗战建国”、技术设备引进、资金转移等因素,后方机制面粉工业无论是工厂数量、产销量,还是机器设备、从业人员等方面,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即“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     

陈之佛 丰子恺 巴金为我题词作画

<正>我父亲吴朗西(1904-1992),1934年任美术生活和漫画生活的编辑,1935年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生活出版社主任委员,新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辑室副主任等职。因此,我童年时代有缘与一些作家和画家及其子女有所交往。抗战期间,我家从上海迁至我父亲的老家重庆。胜利那年秋天,我满10岁,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附属小学上六年级。第二年即1946年,中央大学要迁回南京,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等出版

<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上、中、下)、《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军事档案选辑》(上、下)、《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外交档案选辑》,于2016年底由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该汇编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收录中国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