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射文书"与1938年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

1938年5月,宇垣一咸担任第一次近卫內阁外务大臣,重新探求对华"谋和"之路.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文书",对宇垣谋划对华"和平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运用日本原始档案资料,考证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施和交涉过程,分析宇垣对华"和平外交"谋略实质.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日本侵华历史提供又一佐证.     

“金蝉脱壳”: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外交策略及实践

从"追随英美之后",到"适处英美之间",再到单独对华妥协,日本政府在五卅交涉中经历了复杂纠结的外交决择与战略转向。与之相呼应的是,曰本与执政府的积极互动,对官、商、军、学、工等地方势力角逐的深度介入。大国博弈与地方争持这两个紧密关联的层面,相互影响,相互激荡,决定了日本在五卅交涉中的基本策略与实践。"金蝉脱壳",既是日本五卅交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列强在华外交格局的重大变动。     

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在对华决策中的地位与“二元外交”

日本陆军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情报丰富、流程明晰,表现出很强大的决策能力,因而在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20世纪20年代,由于对华外交理念的差异,日本陆军和外务省在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不少矛盾,双方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1924年到1927年达到了对华"二元外交"的最高峰。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本质是外务省在"宪政常道"的背景下对日本传统军国主义外交的"二元化"。这一特点明确地体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性。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执政府与沪案交涉的失败

沪案交涉是由执政府担当的,但执政府为延长其政治生命,只知利用五卅运动中的"民气"以对内,并没有真正谋划沪案交涉,导致交涉主张不统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骤不一致;同时,各外交官员在开展外交时也进行"内争",相互推诿卸责,导致沪案交涉延宕;江苏地方官员和各派军阀也以外交之名,与中央一起争夺上海地盘;此外,沪案发生时,上海无军政大员负责的现状也影响到了沪案交涉的开局.这些才是沪案交涉无功而终的主要原因.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安奉铁路交涉研究：以清末地方外交为视角

安奉铁路是日本在东北自筑的第一条铁路。它并非源于某个特定条约,而是在既成事实基础上,通过外交交涉获得的一项在华权益。在交涉过程中,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大员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受地方性外交体制的影响,既表现出独立性,又受制于中央政府。他们在争取国家主权、维护地方利益的同时,也显现出对外交涉策略上的急进。安奉铁路交涉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事关铁路的外交事务上的矛盾,这源于对外交涉体制的缺陷与权力结构的无序。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关于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蒙古浪人"笹目恒雄曾在内蒙古东西部以及中国西北地区活动。从呼伦贝尔等地前后将30余名蒙古青少年带到日本留学;与德王等蒙古上层人士交往密切;并潜往西北青海"旅行"。笹目在其回忆录中称这些都是作为"蒙古浪人"的个人行为,与当时的日本军部、政府无关。但作者最近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机构,发现了笹目上述行为与日本军部、外务省密切相关的重要史料,考证出其在回忆录中的隐瞒、曲笔;证实了其特务间谍身份。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英日间就华北走私问题的相关交涉情形(1936.4-1936.5)

1936年前后,在日本暗中支持之下,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锐减,也严重侵害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英国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英日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英国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     

江汉关开埠与汉口国际贸易(1858-1869)

英国觊觎长江贸易特权,是为了开辟中国中西部市场,扭转对华贸易劣势。然而,随着太平军东征,保护上海贸易成为英国对华外交的重要目标,这使汉口作为"上海内口"违约开埠。汉口开埠的"违约性"及其对上海的"附属性"成为中英交涉长江贸易章程的出发点,也是形塑汉口贸易态势的起始点。随着汉口贸易的发展,重新厘清汉口的贸易定位再度成为英国的需求。通商口岸的贸易态势是条约制度、华洋商人和中外官员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复杂互动的产物。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问世

正邓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29万字,38元邓野著《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重点探讨了巴黎和会时期中国的外交交涉与政派利益分歧,强调巴黎和会对于北京政府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在南北分裂、派系林立的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外交与内政更是纠缠不清,相互影响。如当年强烈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争享"战胜"之荣耀。作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

论日本推古朝的对华外交王顺利推古朝（公元５９３—６２８年）时期,日本不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对华外交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仅就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同行。一从公元１世纪起,日本列岛上的部族首领或统治集团就以“奉贡朝贺”或...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与上海法租界的扩界

第二次四明公所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上海的一件大事,它直接导致上海法租界的扩大。从其产生背景、经过和结果来看,第二次四明公所案并非近代化市政建设与落后的国民意识和风俗习惯之间的矛盾,而是当时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利用"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中央政府减压的目的,抵制了法方的一些侵略要求,使得法国政府最终放弃浦东和南向的扩界图谋,但"地方外交"和"以夷制夷"策略的作用是有限的,不但无法实现清政府的愿望,反而使清政府的外交显得进退失据,最后落得被夷协谋、得不偿失的结局。英、法等列强在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过程中虽然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但他们最终都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达成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