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6年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初探

日本政府在1918～1926年的大正中后期一改此前相对冷漠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支持成立"日华学会",颁布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系列法案,退还部分庚款建立中国留日学生学费补给制度等。其原因主要来自中国留日学生日益剧烈的反日斗争和欧美各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的国际压力,以及本国各界人士要求反省和改进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呼吁与建议。因此,这些政策虽在客观上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通过留日学生培养中日亲善意识和亲日分子以配合侵华扩张政策的主观目的,所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选择性、象征性和国际性特点。     

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

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战争结束后,饱尝了甲午战争索赔甜头的日本在列强各国中第一个提出了战争索赔要求,日本最后从中国庚子赔款的总额中得本利75944689 海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效法英美等国,同意中国对日庚款缓付5年。战后,日本鉴于其他国家纷纷以各种形式向中国“退还”庚款,于是决定将中国对日庚款的剩余部分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北京政府虽然与日本订立了《中日文化协定》,但实际上中国并不能自主掌握这笔赔款,庚款的处置权仍操在日本手中,庚款的去向也很少真正用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多数是投在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上。由于日本“退款”之举包藏文化侵略的野心,因此遭到中国各界的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废除了《中日文化协定》,另一方面照旧如数支付对日庚款,一直到1937 年9月。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日本政府的伪满留日学生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伪满政权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对口接受,安排进入相应的学校和机构实施定向培养,既通过常规的课程教学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也灌输亲日思想,以培养“日满融合”的“楔子”,服务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政策。为防止伪满留日学生产生反“满”抗日思想,日本采用特殊管理,限制伪满的留日学生与中华民国及其他伪政权的留日学生交往,并借助社会团体“辅导”伪满留日学生,利用留日学生会影响和控制他们。日本政府对伪满留日学生的特殊政策,体现了日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并吞中国东北的战略企图。     

浅析清末中美“庚款兴学”活动

清政府于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战争损失4．5亿两自银,即“庚子赔款”。后在中国努力下,美国从对华利益考虑,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并以此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此项活动对中美两国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要客观看待“庚款兴学”。     

浅析清末中美“庚款兴学”活动

清政府于1901年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战争损失4．5亿两白银，即“庚子赔款”。后在中国努力下，美国从对华利益考虑，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并以此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此项活动对中美两国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要客观看待“庚款兴学”。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

抗战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选派主体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傀儡政权。战时的特殊背景与选派主体的特殊性使留日学生失去了战前的相对自由,在专业选择、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只能接受日本政府、学校和相关机构的安排。随着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学制年限、"学徒出阵"、"勤劳奉仕"等政策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作为伪政权选派的留日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战争环境中与日本民众一样经历了饥饿、空袭、疏散,甚至原子弹爆炸等灾难。加之,他们远离故土,战时生活的困苦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日本民众,尤其是在日本警察、特务的监控下,早已没有战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兴趣",但又不得不参加日伪机构组织的各种亲日、崇日活动。战时日本主导下的中国人赴日留学,既然偏离了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目的的正常轨道,结果必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失败而终结。     

留学与救国——30年代留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文以抗日救亡活动为研究取向,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7年抗战军兴为探讨范围,就海外留学生的救国活动、心态、方式,效果及其意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正于大家。一留日学生及其爱国运动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始于甲午战后。然自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这一段中日关系史,不啻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留日学生因身处日本,对日本政府的侵华策划和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反映出来的轻视中国的心态,感受极深,因之更能激起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早在1905年,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留日史上的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东方文化事业”

始于1923年的"东方文化事业",被视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标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开发"华北经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在日本对华政策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纲要之一。与此相对应,"东方文化事业"在事变后开始脱离"文化"之本位。经过前期策划,1936年起日本政府打着"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事业"之幌子,投入巨资设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开发"项目,直接为"开发"华北资源服务。"东方文化事业"因此沦为日本在华北经济扩张的工具。     

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是近代中日化交流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么,在清末,即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日本人是以怎样一种心态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呢?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认识又是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对分析留日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剖析留日学生归国后的种种表现,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本试图以明治后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结合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对以上问题作一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论

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笔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选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政策为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关注与调查,以及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接收政策的演变、戒备心理日重的教育实态和更加严密的监控管理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王奇生在３０年代的留学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约占当时出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与欧美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因置身敌邦,外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内忧故国家园的陆沉,对国难感触最敏锐,其民族情绪最激昂。本文试以１９３１－１...     

汉口古德寺前的东洋学堂

现在汉口黄浦路西段古德寺一带。原是一片菜地。60多年前,在古德寺前,日本人盖有一座座红砖楼房的学校．人称“东洋学堂”,它的本名是“汉口东亚同文书院”。1921年前后,英、美、法等国都在退还庚子赔款．在华“兴办”文化事业,至于日本的庚款．则由日本外务省设立了一个东亚文化事业部,把这笔款项补助给表面上是民间团体的东亚同文会,再由同文会资助一些留日学生和办理学校．     

试论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1871—1931)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留学生来华。具体而言,外务省自1874年将留学生安排在北京学习,是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至1883年制定《清国北京留学生规则》,使留学生派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随后10余年间,留学生派遣制度在留学生选拔、在华培养及期满后安置等方面日臻完善;至1894年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时,将留华学生派遣纳入海外留学生派遣的整体制度框架;1919年又改将留华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但以失败告终。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与近代中国之关联不可小觑,且培养出大量外交人才,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受制于日本侵华政策,其最终沦为侵略附庸,折射出时代的光与影。     

放任自流与优待主义:日本对民国初期留日学生的政策(1912—1917)

民国初期,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而日本从明治时代走向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这个转折时代,日本既继承和沿用对清末留日学生的积极接受、消极教育和利己管理政策,又不得不面对该政策日益明显的负面效应,最典型的是"留日者反日",这与其培养留日学生"亲日倾向"和借此扩大日本在华势力的目的背道而驰。于是,日本政府内部逐渐出现改变对中国留日学生放任自流的"不干涉主义",转而采取"优待主义"的建议和动向,虽在当时未能落实,但毕竟是此后"改善"留日学生政策的量变积累,反映了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时代环境。     

浅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活动

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留学活动中,以留日的学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本文对辛亥革命前中国学生选择留日的原因、日本政府及国民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以及留日学生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及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留学日本 ：儒生遭遇武士道

从1896至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堪称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运动。这些文化上的冒险家，在日本享受空前绝后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中国最初的公民社会，也在此初具模型。并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革命运动。儒生遭遇武士道。儒 生也疯狂。所以“没有留日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孙中山如是说。     

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

日本文部省虽自明治初年起便负责管理并对外派遣留学生,但在其后近30年间从未派遣学生来华留学。随着日本帝国大学中分科大学的设置、讲座制的引入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文部省为培养胜任汉学等相关讲座的教师,自1899年起对华派遣留学生,从而开启日本学术型留华学生的先河,其中服部宇之吉便是名副其实的首位文部省留华学生。至1920年通过派遣留学生补充各新建大学师资的目的基本达成后,文部省又废止原有制度,代之以派遣"在外研究员",但与前期变化不大。文部省留华学生虽起步较晚且人数有限,受重视程度不及留学欧美者,并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但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战”时期日本在东南亚招募的“南方特别留学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43年、1944年从东南亚占领区选拔了两期,共205名"南方特别留学生",以培养配合其实施军政统治的"协力者"。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各地入学的留学生,均受日本政府、学校、宪兵和特高警察的严密监控。日本此举刺激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以致有人回国后反而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战败投降后,"南方特别留学生"大部分归国,仅有少数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他们回国后或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或成为各行各业的知名人物,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或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并非如某些日本学者所言是日本政府和学校所赐,而是他们个人努力和战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趋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