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与社会改造——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剧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戏剧运动中,政府通过组织成立革命剧团、团结教育民间艺人、发动群众参与创作、配合中心任务宣传演出等方式,将文化的改造与根据地社会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戏剧运动,根据地政府不仅达到了以民间文化形式宣传革命、教育群众的目的,而且实现了以戏剧为中介对根据地社会的全面动员和改造,使政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融入到根据地社会。     

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

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整理合理负担与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征收秩序的确立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发展,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2年,太行、太岳根据地政府以整理合理负担为契机,深入乡村构建新的征收机制,确立起基层征收秩序。在整理工作中,根据地政府充分动员干部群众,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村,在两根据地形成了整理合理负担的热潮。而新发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新的基层征收机制运转良好,整理合理负担运动收到了成效。     

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因应与完善——论山东抗日根据地优抚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为解决抗日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保障问题,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起以保障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优抚工作框架。在其实施过程中,因为干部认知偏差、优抚制度不完善和群众参与程度等原因,优抚效果一般。山东根据地及时进行了调适与因应,通过明确优抚对象与标准、干部反思与拥军、参军运动结合等方式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以根据地政府为主导、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良性互动局面,既做到了保障优抚对象得到优待、社会地位得到尊重,又实现了“动员起来”,以优抚促进社会动员,巩固根据地政权,完成了从保障性到动员性优抚体系的构建。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军队的大后方,也是全国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榜样。1941年后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军备、生活物资十分匮乏。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边区政府带领各界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暂时困难,而且有力地保卫了边区抗日政权。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政府还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和教育,在全边区广泛掀起一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     

政治符号与社会动员——长征时期红军标语的社会学解读

长征时期,工农红军因为革命和壮大自身队伍的需要,在根据地和沿途所经之地包括一些多民族聚居区张贴、刷写了大量标语。这些标语尽管在表达形式上简短扼要、通俗易懂、明了易记,但内涵却异常丰富、政治旨意特别鲜明,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具有极强的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功能,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理念,也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与社会愿望,从而对根据地和沿途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起了积极的动员作用。也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标语这一政治符号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抗战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涌现出一位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赵占魁。他在工作中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许。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魁运动。这一运动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改变落后的社会环境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各种类型展览会的主要动机.展览会内容涉及到边区生产建设、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方面.边区的展览会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根据地特色: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动员贯穿于展览会的筹备组织过程和展览内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了科学知识,更新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的了解;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改造.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和加剧了各种传染病在中国各地的流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生产力下降.人多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基础,而病灾成为这个基础的严重威胁之一.在八路军控制的各根据地,起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主要关注于军队和党政机关的医疗卫生工作,而对群众医疗卫生工作重视程度不高.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强调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初步建立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提倡中西医合作,组织中医,建立医疗合作社,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在疫病流行时组织医疗队进行救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也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政治·民间小戏·乡村社会 论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改造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治意志开始强势介入到民间小戏,进而渗透到乡村社会。边区政府对民间小戏的改造成为国家的政治诉求,本该再现乡村社会的多元图境和反映乡村民众真实想法的民间小戏在革命话语的主导下其结构及内容方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民间小戏的娱乐功能开始向政治教化功能转变。本文以抗战时期陇东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了革命话语下民间小戏改造及其功能的转变,以期揭示政治、民间小戏及乡村社会三者互动图境。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抗日根据地农业生产运动的历史逻辑与演进脉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大生产运动并不是一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由提倡生产工作到推动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进而构想发动“第二个生产革命”的过程,其间交织了武装与生产、前线与后方、公家与私有、武力与劳力、商业与农业等之间复杂的关系,农业生产的运动与组织并非是顺利无碍的,各个根据地乃至同一根据地内的客观环境与党政军民的思想各不相同,为大生产运动的展开制造了现实困境。各个根据地差异性极大的生产运动与复杂的经济关系,既展现了中共在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展开生产运动时的多维面相,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农业基础和改善军事财政状况的过程中,将生产运动与思想整风、民众组织、干部教育、军队整顿等相结合的策略。     

试论20世纪40年代太行革命根据地冬学运动

20世纪40年代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教育,实施思想即意识领域内的动员工作。冬学运动在调动农民的战争参与性、减少农民的文盲数、解放乡村的妇女、配合各项工作的开展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

民国乡村建设的动力源于近代社会组织,这既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的基本特性,也规定了社会建设为其重心。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和主导,1935年后乡村建设面临歧路之分,并于1937年后终被演变为政府主导的农政,其社会建设主旨遂消解于无形。乡村建设是一个应运而生的社会运动,它也确乎构成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根基所在。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国家以及学术的共同动员和参与,乃至如何在合作互动中适度区分社会与国家的界域,以保持其久远的活力和目标之实现,是一个时代性命题。对它的认知和反思,具有超越乡村建设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从冷清到热烈——从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的变化看中共的社会动员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根据地政府从密切"官"民关系,开展社会动员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公历新年活动的组织领导。通过新年团拜、军民联欢等方式,中共以公历新年为契机,展现了政府和军队的亲民形象,推动了根据地中心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深入,政府和军队的民主作风和严明纪律,也都改变着民众对"官"的传统认知,使他们对公历新年这个官方节日做出了积极回应。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从冷清到热烈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利用现代节日符号开展社会动员的努力,也反映了根据地官民之间日益亲密的互动关系的形成。     

改造二流子

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 塑造理想社会,这是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大发明创 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深刻社会历史影响,就 在于它由最初的党内高层权力交替斗争,衍变为一 系列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在机关 单位,它主要表现为改造和重新塑造抗战后进入革 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在公营工厂,它表现为如何 将普通技术工人改造和重新塑造为新民主主义国家 的模范职工;在边区农村,它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 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 劳动力。     

试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太行革命根据地冬学运动的历史性价值

19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冬日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教育,实施思想即意识领域内的动员工作,在调动农民的战争参与性、减少农民的文盲数、解放乡村的妇女、配合各项工作的开展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性价值。     

浅议集体化初期模范村庄的塑造——以1951至1960年山西曲沃杨谈为中心

集体化时期,中共中央为推进政令,鼓励先进,开始吸取抗日根据地时期树立典型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广树典型,以先进带后进,推动社会主义进程。当时有全国典型看山西,山西典型看东南的俗语。杨谈是在集体化运动中山西较早树立的劳动生产典型之一,在1961至1965年间因棉花生产上的突出成绩闻名全国。本文旨在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围绕农村基本政权建设中存在的典型塑造和模范塑造问题,通过分析杨谈在1951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和发生的事件,试图从中发现国家权力的持续深入对乡村本身的影响以及村庄典型的塑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