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落考古中的空间分析方法

空间分析在聚落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单座房屋,到整个遗址,再到由若干遗址组成的区域,空间分布和与此相关联的空间分析能够提供同一时间维度上当时人们共同体的聚落结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的信息。同样,依据这些信息还可以进行不同时间维度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因而,空间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古代社会一种方法。     

距离、边界与可见性：辽西地区史前聚落结构与社会组织

史前聚落的结构反映了生存空间的组织形式,也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本文从空间分析的视角入手,观察并梳理了史前辽西地区聚落结构,重点关注居址的空间结构和墓葬的埋葬模式。辽西地区居址的空间模式有组合家户、独立家户和扩展家户等,墓葬的空间模式主要分为居室葬、居住区埋葬、聚落墓地或祭祀区埋葬等,这些不同的空间模式存在距离、边界和可见性差异。本文认为,聚落的空间结构与聚落社会的组织方式有关。在生业方式转变、居住时间延长、人口增长过程中,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埋葬或仪式过程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血缘亲情纽带和群体地域联系等社会关系的潜在变化。     

论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

黑死病在14世纪的英国流行期间,既有遍及全国的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聚落空间环境为鼠、蚤、人的紧密共存创造了条件,聚落社会环境则使得瘟疫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这两者还相互联系,依据不同的社会、自然条件,对瘟疫的传播形成影响。但无论是聚落空间环境,还是聚落社会环境,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人类创造的一种生存和生活环境,因此瘟疫可以依托聚落环境而肆虐,亦可随着聚落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控制。在这背后,则是人在与瘟疫博弈中获得主动的不懈努力。     

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构建,积极转向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18世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空间概念经历了地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三次的嬗变。考古学史研究表明考古学空间概念的三次嬗变均使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不同的空间观源自于考古学及社会学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其各不相同的哲学理路。考古学的空间性研究包括文化、生计、社会组织等,尤其是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互动是考古学必须从经验和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聚落内和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古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聚落考古为研究不同区域从居无定所到城池林立的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

西方考古学中聚落考古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由张光直首先引入中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中,聚落考古学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对聚落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比较熟悉,在实践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可以说,聚落考古学当前已经与地层学、类型学一样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欧文·劳斯这篇与张光直的名篇同名的文章都是发表于1972年。在那个年代,西方考古学中的聚落考古研究正是方兴未艾。虽然同为全面介绍聚落考古学的论文,但劳斯在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与张光直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光直主要侧重聚落考古在社会关系研究方面的作用,与威利和特里格一样认为聚落考古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进行社会关系的研究。而劳斯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看待聚落形态概念在考古研究中的作用,受系统论的影响较大。将这篇文章与以往介绍到国内的聚落考古方面的文献结合阅读,会对西方聚落考古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劳斯认为一个人群的生活系由三个系统所组成,即生态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反映了对环境的适应和资源的利用,文化系统系指人们的日常行为,社会系统则是指各类组织性的群体、机构和制度。在针对过去人类生活的全部问题中,聚落形态的概念(本文作者用的是残存聚落形态,指出了聚落形态作为考古遗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认为它是由人类行为点的网络和每个点位的行为组合所构成)在与此三个系统有关的研究中特别有用。运用聚落形态方法,不仅可以研究文化的社会关系方面,也可以研究文化的生态和行为方面。在实践中,可以从这三类系统所拥有的亚系统入手,寻找证据以重建以上三类系统,复原人类的生活。他将聚落形态分为三个类型,即分散型、集中型和共生型。其中最有启发性的是维生和专职共生形态,它为研究文明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工具。另外,从聚落形态的概念出发,劳斯还探讨了文明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在考古学实践上的价值,也颇有意义。     

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

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人口数量较前期急剧增长,聚落规模差异加剧,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在经历了财富集中、高等级聚落、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涌现的过程之后,聚落间防御需求日趋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常态化的祭祀、占卜等宗教活动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不仅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北方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     

明清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乡村聚落类型的地名研究

聚落的命名反映了人类在聚居时对不同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选择和适应。明清时期 ,走廊内由腹地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区到两侧的中高山区都有人口的分布 ,受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聚落的类型也比以前丰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及社会活动使走廊内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乡村聚落。明清时期走廊内有大量人口以家族或宗族为单位迁入 ,宗族势力的巨大约束及内聚作用使走廊内出现了大批以家族命名的乡村聚落。     

“考古”百议

<正>历史并不应该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应该记录整个人类的历史。单就考古这门学科来说,它研究的是普通人的生活,考古挖掘的实物更多的是记载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朱泓聚落考古学并不试图简单地列举各种文化特征,作为了解考古学文化组合之间的关系,而是要了解影响这些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功能系统;聚落形态研究从人类栖居形态的特点和变化来观察社会结构的特点与演变的轨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自治村向集中城市发展的过程。     

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以遗存的空间分布为视角

本文以蒙城尉迟寺遗址发掘报告为基本材料,试图从遗存空间分布的角度讨论尉迟寺大汶口晚期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首先,根据聚落变迁将遗存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排房为代表,而后期在环壕内基本成为墓地,表明主体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集中讨论前期的聚落。然后分析了房屋和灰坑的分类及其功能。以此为基础,讨论了遗存空间分布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不同类型遗迹之间的联系。尉迟寺所代表的社区以扩展家庭为基层社会单元,从房址出土遗物数量、多样化程度和特殊器类的空间分布状况看,扩展家庭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

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派的空间发展论断,间接奠定了“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思想基础.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具有地缘特征的产业组织形式,具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强大的溢出效应,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城镇化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空间地理载体,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有力支撑.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与城镇化之间互相促进、协同发展的...     

宝墩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聚落级差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也是研究城市起源的重要因子。通过对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聚落遗址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可知宝墩文化一期始现聚落级差,二期形成以宝墩城址为一级中心聚落的组聚落,三期实现一级中心聚落的转移并形成以郫县古城为中心聚落的又一个组聚落。宝墩文化聚落级差化的发展彰显了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同时结合国内外早期城市理论分析,宝墩文化已处于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     

汉代聚落考古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汉代城乡人口比例及普通聚落的空间形态有不同认识。普通村落一般集聚在大小城邑周围。城乡聚落的比例与文献记载不同。已发现的汉代普通聚落遗址均未发现墙垣遗迹。乡内之里的户数和地理范围均不固定,布局多分散且无规律。普通居民居所建筑形式都大致相同,聚落布局能够表现出手工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面貌,这类平民居所应与文献中记载的"庐"有密切关系。汉代普通聚落考古工作一直相对滞后,今后应高度重视汉代普通聚落的田野考古研究,着力探讨其与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     

“左”倾思潮与政治标签化

正"左"倾思潮是当代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持续存在的一种突出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左"倾思潮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走向,而且作为一种特定的、具有广泛支配性的叙事结构深深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政治标签化正是这种特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突出表现。政治标签化,即给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行为乃至不同的思想意识粘贴相应的政治标志,是改     

人文地理学的“视觉”研究进展与启示

随着近年来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视觉的社会文化构建的高涨热情,丰富而庞杂的视觉影像和人们的"观看之道"逐步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所关注。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觉影像可视化表征地理实体,"视觉"成为塑造和重构空间和生产地方想象、认同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视觉物质又为涉及人类主观实践、展演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之物,视觉物品在人们涉身的空间政治、日常物质接触和情感中又可催生非常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特别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于"视觉"问题的广泛关注和多样的介入方法进行梳理,以期展现充满文化、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内涵的"视觉"地理问题发展脉络及其独特意义,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开拓新的研究视野。     

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

窑洞最初出现于半坡四期的关中、陇东、陇中和晋中地区,是因应仰韶中期社会、文化和资源衰退时的替代性简陋居住形式。在此后的泉护二期成为黄土高原上聚落的主体建筑形式,并逐渐向陕北、河套、晋南、豫西和甘青地区扩展,到龙山文化时期彻底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时期,窑洞聚落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建造夯土和石砌院落,以适应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内部的分化,丰富和完善了以窑洞这种简陋的建筑为主体的聚落形式。窑洞以其节省木材、适合黄土高原腹地原梁峁地貌的优势,开拓了较仰韶早中期半地穴式建筑形态更为广阔的聚落分布空间,发展出新的聚落样式,影响了之后该地区几千年的居住形态。     

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存分析

平粮台城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域址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本文借鉴西方环境考古与聚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从聚落形态的角度出发,用考古材料研究社会关系,具体在各种物质遗存中从政治权利、阶层分化、生产生活、组织规划、民风民俗、神灵信仰等方面抽取提炼出非物质的信息,重建其社会组织结构,复原地区聚落模式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取得...     

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展与展望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本文在简述国外乡村聚落研究进展基础上,对国内乡村聚落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同时也分析了研究存在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研究重点与方向。国内乡村聚落研究主要集中在聚落区位、规模、类型与分类、体系、空间结构以及空间演变等方面。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向应为:乡村聚落体系与职能的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乡村聚落演变趋势预测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尺度和不同地形下的乡村聚落研究;乡村聚落转型与重构研究;乡村聚落理论研究和跨学科多元化交叉研究。     

长株潭地区聚落空间演化及其与耕地的空间关系研究

对2000年、2005年及2010年的遥感影像图进行解译,得到3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分类图,运用景观指数法和空间分析法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聚落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动因进行分析,并分析了聚落与耕地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聚落的面积、数量规模和分布密度加速扩大,集中分布在高程200 m以下;聚落空间演化的自然动因是低地平原指向,而社会动因是人口规模的变化;提出耕地与聚落面积比指数(K)概念,根据K值的大小可以将耕地与聚落的空间组合关系分为3类地区:耕地资源紧缺区、耕地资源平衡区、耕地资源盈余区;聚落与耕地的空间转移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持续稳定型和动态变化型;长沙市周边耕地转为聚落的趋势十分明显;聚落空间扩张对耕地的影响存在一个空间临界点,城市化速度越快,临界点的位置距离聚落越远。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理论概念内涵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五形态体系内说和五形态体系外说。五形态体系内说的原始社会说,更切合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史的实际。亚细亚的原始所有制以及由此构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曾经历过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国原始聚落共同体所有制,是亚细亚的所有制的最古老形式之一。从中国原始聚落形态的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更切合马克思关于生存方式决定文明起源路径的思想,也印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