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甲午战争与民族国家构建

正甲午战争过去两个甲子了,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战争激起中国人无限反思。这儿最想说的,是包括统治者在内所有中国人的国家理念问题,也即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国不知有民古典中国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文明成就,但仅就制度而言,……说明中国还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也谈“最早的中国”

"中国"一词的涵义主要有五种,各有其存在的基础。探讨何为"最早的中国",应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据优势等三项基本条件。依据较为可信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判断,地域意义上"最早的中国"主要是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都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周王朝的都邑,族群文明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为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国家意义上"最早的中国"是西汉帝国以后,而考古学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当为陶寺文化之邦国。二里头文明应为"最早的王国",可谓当时的"中国",但不应是"最早的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和早期国家阶段,庙底沟时期形成的"文化圈"或"相互作用圈"不应被视作是"最初的中国"。     

与毛泽东“咬文嚼字”的高景成

高景成,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主要起草人,有中国古文字的"活字典"之誉。尽管在业界被称为"活字典",可是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中收录的900多人的名录中却没有他     

风华"长生堂"

中国人对头发向来注重,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是轻易动不得的。长久以来,国人"束发"为俗,需要不时梳理,故很早便有"理发"的行当。有学者考证,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专业理发师。而说到"剃头",那就是较为晚近的事了。满清入关前,没有"剃头"一说,或许只有蓬头稚子才偶尔修剪一番。满洲入主     

专栏导言

<正>中国古代自从有了书籍,就是"写本",无论是写在简册、缣帛还是纸上,总是用中国文字写在一定的载体上。而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已出现了刻石,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时期的"正始石经",始于隋代的"房山石经",都是刻在石头上的书。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但到了五代时期才用来刻印国家最重视的书籍"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继续雕版印刷经史要籍,校勘编辑工作都是     

中国古代如何管控盐（上）

正盐,是人类生活必需品,历史源远流长,它的存在让餐饮美食和人类生活更加精妙多彩。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系统展现了我国周朝时期国家管理机构设置、官职职责分工体系。其中有"盐人"这一官职,职责为"盐人掌盐之政令",当时国家所有事务需要的盐都由"盐人"统一调配。约2500年前,周王室因不同事务而     

朝鲜 好奇游

<正>朝鲜国内现实生活状态的图片,我们在网上很难见到,这让人感受到朝鲜对外传播的中规中矩和保守。朝鲜有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有人说"如今的朝鲜很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切都是配给制。当地人除了用钱买菜之外,国家几乎"包办"提供给人们全部的生活资料,大到住房,小到衣服鞋帽;有人说"朝鲜平民生活很惬意",还有人说"朝鲜已成为铜墙铁壁般国家"。     

古代官员与“身边人”

正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同时,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身边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以及行政职能,甚至于存亡安危。一、历史上很多官员"身边人"常有劣迹所谓官员的"身边人",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如远房亲属、师爷、朋友,甚至家中的僮仆、屯丁等。历史上,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身边人"有关。     

国家与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关怀及其现代转向

从古至今,西方政治哲学有其共同的价值关怀,即如何实现"人"的价值,如何使"人"存在于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中,而与孤立的"人"相对立的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因此,"国家"与"人"就成为西方政治哲学家们思辨的对象。本文中,笔者对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梳理,将西方政治哲学家对"国家与人"的认识归纳为三类,即偏向国家的整体主义哲学、以个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哲学、弱化国家与个人的基督教政治哲学。通过梳理,笔者发现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往往忽视了"国家行为"问题,他们大多只看重共同体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倾向于谁,将他们看成对立的状态。根据鲍桑葵(Basanquet)关于国家行为方面的哲学理论,国家目的与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而国家行为则是实现最美好生活的手段,它使国家与人保持着互动、弹性的关系,并为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名人论道

正@朱大可:与中国实现免签或落地签国家有17个,只要携护照机票即可前往,此外东帝汶需再加一份使馆"签证签发许可信",故中国大陆人可"说走就走"的仅18国。@于建嵘:到邯郸,与县乡干部座谈。大家对三中全会闭会都很     

七夕为何叫“儿瘟日”

<正>七夕,现今被称作"中国情人节",鲜为人知的是,这七月七原本的含义可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七在中国人原始的数字观念之中属亡灵所有,如果说活人多用五来数数,所谓"人五人六",而七则更多的属于死去的灵魂。普通人家把三七作为对亡灵最隆重的纪念日,而讲究     

别太在意外国政要的“中国血缘”

在当今世界政坛,不少外国政要都有各种各样的"中国血缘",如现任非盟主席让·平是中国—加蓬混血,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据说有"中国妹夫",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能说流利汉语且是"中国通",等等。一些中国人据此认为,这样的外国政要对中国的态度就会较亲近一点。应该说,拥有"中国血缘"的政治家,     

明清云南西部边地土司“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

明清时期,云南西部边地土司经历了"内外"分际的历史过程。有的土司留在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内",有的土司离开了王朝国家的版图,成为"外",明朝确立的"三宣三慰"土司整体政治格局变为了分属不同政治共同体"内外"土司,最终在清缅战争中因官方提出"内地土司"的概念而得以确认,展现了明清以来云南西部边疆从有疆无界的整体土司区变为"尔疆我界"的中缅边界的过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疆域变迁及边疆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影响到东南亚世界历史政治格局的发展进程。     

六十年代初中缅联合清剿“金三角”行动

"金三角"在人们眼里是一个神秘而让人恐惧的地方。这个边界割据势力何以形成?这个"毒瘤"凭何存在?相邻国家为何必欲清剿而除之后快?——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揭开了这一特殊区域的神秘面纱与阴谋内幕……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王安石 “拗相公”的悲剧

从仁宗时代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到徽钦二帝的"靖康耻,尤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时间。而这份亡国的罪状书,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了。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180度的转变。梁启超说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陈架构与文本编写

正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这是世界对这个独有的大型线型水利遗产、运河流域文化和巨型活态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可与肯定,是对中国古今水利成就及中华文化的体悟和尊重。中国大运河与万里长城,被誉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万里长城铸造出雄壮的"一撇",京杭大运河镌刻出美妙的"一捺",在中国版图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这是东方巨人的人,是力量的人、智慧的人、勤劳的人,这个巨大的"人"字托举、伴随着我们的祖国走过曲折、艰难、勤劳而智     

“太岁”的传说

提到"太岁",人们马上会想到那句流传了数千年的俗语:"太岁头上动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太岁"是一种神秘莫测、法力无边,能给人带来大福大祸的"凶神恶煞"!因此,很多人谈"太岁"而色变。那么,"太岁"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在中国古代,"太岁"被传成一种地下的"凶神",谁碰到它谁倒霉,不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