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

张之洞督鄂时期是其幕府的鼎盛时期。他在湖北创设学堂、厂矿等各种实业、文化机构,通过延聘、札委、奏调的方式,网罗中外各类人才人幕,可谓兼容并包。张之洞对幕府制度实行了改革,总趋势是由幕宾向幕僚转化。他与幕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比较和谐的互动关系,幕府人员对张之洞的决策、成就功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张之洞也为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并为他们的发展升迁开辟道路。     

张之洞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

军事教育体制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张之洞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极力主张废除传统的武科举制度，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并积极派遣军事留学生和出国军事考察人员，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近代军事人才培养体制。这些举措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新军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近代军事人才，并因此而开启了晚清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     

张之洞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晚清历史发展进程中,张之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清末内外交困的时局下,先后扮演了清流健将、洋务殿军、新政主角等角色,在晚清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张之洞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口,铸造了其矛盾复杂的史学思想。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19世纪中叶,清王朝朝政腐败,外侮日亟。朝野有识之士力主“师夷长技”,寻求改革,兴起了洋务运动。最初,清廷洋务派“自强新政”的重点是军事工业,到19世纪70年代则转为发展民用工业方面,钢铁需求量增大。     

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

明治维新后,日军为获得中国军事地理情报,不断派员来华进行谍报活动。甲午战争期间,日军趁机大规模测绘中国东北地区,揭开对华专业盗测的序幕。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又一次大规模测绘东北等地,并且确立实测中国兵要地图的具体目标。民国时期,日军成立专业测绘队,有计划、有步骤地秘密测绘长城以南地区。依靠这种精细盗测,日军绘制成中国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为全面侵华铺平了道路。     

李端棻、张之洞与百日维新

李端棻、张之洞两人具有特殊关系,两人在百日维新中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然而,由于政治目的和政治品质的不同,两人在百日维新中所起的作用迥异。     

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工业文化遗产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张之洞乃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1889年8月8日,清廷调两广总督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从此,张之洞踏上了治鄂兴汉之旅,迈向其一生事业的巅峰。     

张之洞与黄石水泥工业

张之洞不仅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水泥工业的开创者之一。在《张文襄公全集》中有四份资料,显示了他和黄石水泥事业的密切关系,记录了这位中国近代工业先行者的足迹。     

张之洞在汉的市政实绩

在晚清政坛上。像张之洞这样重视市政建设的督抚并不多见。其市政建设的规模、范围、实绩及影响在同代的封疆大吏中最为突出。他在两广总督任内,提出广州市政建设的图景是：“堤岸高广。街衢清洁。设小车以便来往。募壮丁以资巡缉。置机器船以浚淤泥。种树林以资荫息。安电灯以照行旅。”移督湖广后,他的武汉市政建设实绩远比广州的市政建设图景宏伟得多。对于近代意义上的工商业城市——武汉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

本文全面介绍“张之洞档案”中有关别敬、礼单与贡摺等材料,具体说明张之洞支付别敬、赠送礼物与进呈贡品的情况,并由此观察晚清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观察晚清上层社会的腐败速度与程度。本文以极大的篇幅介绍张之洞向慈禧太后进贡,尤其是慈禧太后、光绪帝逃亡西安时期的情况。张之洞虽是清流出身,但到了此时,仍不免须花费很大精力和财力来办理送礼与进贡;而他的礼物与贡品中,竟有相当部分是书籍与文具,依旧显露出其书生本色。     

张之洞、任鸿隽、黄季陆与国立四川大学的情缘

秀挺峨嵋,博衬锦江,四川大学一百一十多年了。一百一十多年,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有这样可以傲人的资本。对于川大,这座中国西南第一学府米说,或许最值得骄傲的还不是这些。它最值得庆幸的应该是,曾有那么多的才识俊彦伴它一起成长。     

张之洞幕府人员的结构与特色

张之洞十分重视经营自己的幕府。其幕府经历了从传统幕府向近代职官体制的过渡和嬗变,也打上了晚清过渡时代的烙印。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不是以血缘、地缘关系而构建,而以一定的学缘关系为纽带;幕府成员新旧杂糅、中外并用,力求华用兼备。体现了“中华西用”的思想原则。     

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

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张之洞档案”,共计四百九十二函,二千余册,还有大量的散页。其中一部分关於戊戌变法。笔者阅读後,感受到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中有一册李景铭收藏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由京中发来的密信,揭示出戊戌变法中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本文介绍这批密信,并结合“张之洞档案”中的亲笔电报,予以背景的说明。本文是系列“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的第一篇。     

张之洞对立宪的态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孔祥吉先生在《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一文中提出,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被慈禧召见时曾主张立即实行立宪政治,并认为张是敦促慈禧推行立宪政治的重要人物。这一论断值得商榷。从张之洞平生为人处世的哲学来看,他一向圆滑佞巧,不太可能与慈禧大唱反调。因此,该文的史料来源《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一文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张之洞对立宪的一贯表现来看,他始终持一种消极保守的态度,不太可能发生突变。孔先生认为张之洞对开设议院持积极态度的另一重要证据,是光绪三十四年奕劻向慈禧呈递的一条密折,然而细察该密折的内容,张之洞并未主张速开议院。     

近代日本在华“应聘将校”与谍报活动考论

甲午战争后,大批日本军人应聘来中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军政机关、军校警校、军队等处担任顾问或教官。针对这一特殊群体,日军参谋本部于1902年建立起一整套严密有效的谍报制度,充分发挥其人数众多、身份特殊、分布地域广、在中国任职时间长等谍报上的优势,长期组织他们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使其成为日军对华谍报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植物、商业与时局：民族危机视野下除虫菊的引种与推广(1887—1949)

除虫菊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甲午战败后,中国在“以日为师”的背景下认识并零星引种了作为日本新兴农业经济产物的除虫菊。五四运动爆发后,国内商人借助抵制日货的时机,将除虫菊鼓吹成可“杜塞漏卮”的“厚利”农业经济作物,提倡国人种植,以取代日货,开启了除虫菊商业种植的浪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为从经济上抵抗日本,赋予了除虫菊“经济抗日”的使命和意义,大力提倡种植,获得各方的广泛响应,国内除虫菊的种植规模日盛。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不仅使除虫菊种植业和相关制造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且使得其“经济抗日”的使命失去了实际意义,从此一蹶不振。除虫菊原本只是颇具杀虫效力的菊科植物,但其引种与推广历程却是近代民族危机下中国从经济上反抗日本侵略的期许与努力在植物上的展现与缩影。     

戊戌政变前後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

本文描述张之洞的情报网络在戊戌政变前後的表现。张之洞在京的政治情报网络,除了前文提及的杨锐外,还有在京的至亲至朋,因故入京的湖北官员也充当了他的临时探员。此外,张之洞派其亲信赵凤昌坐镇上海,另在上海、天津雇佣了专门的情报员。从张之洞与他们之间的密电往来,可以看清当时的许多政情奥舆情。     

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财政政策

1877年的西南战争使明治政府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从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此间明治政府建立并完善内阁制,开设国会,制定并颁布宪法,建立近代天皇制;与其相适应,财政上,在致力于建立、完善近代财政金融制度的同时,开始由积极财政政策向财政紧缩政策转变。本文重点探讨此间明治政府财政政策转变的原因、内容及影响。     

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

本文根据“张之洞档案”中所藏电报、信件,全面考察张之洞与杨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一考察揭示晚清从甲午年（1894）到戊戌年（1898）的政治内情。最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起,杨锐即常住北京,充当张之洞的“坐京”,为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并办理各种交待事务。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下达了大量的指示,并在杨锐被捕後积极进行营救。本文还证明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的作者不是李焜瀛（符曾）,而是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