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昙曜在云冈为北魏太祖拓跋珪以下五帝开凿的五窟(习称“昙曜五窟”)以及因之而形成的“云冈模式”,给中国石窟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风流所及,影响到北中国的许多地区。但是,现存昙曜五窟的遗迹并不单纯,五个窟内的造像属于一、二、三期的都有,本文对昙曜五窟中各期的造像进行进一步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试对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及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进行初步探讨。     

云冈石窟早期千佛龛

云冈石窟的第16~20窟被称作昙曜五窟,是公元460-470年由昙曜主持开凿的。在这五座洞窟中,除第20窟外,其他四座洞窟内壁的中上层均雕凿有大量尖楣圆拱龛千佛。通过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调查分析,认定这些尖楣圆拱龛千佛的雕刻时间大致接近于云冈早期洞窟的基础造像年代,其中第19窟尖楣圆拱龛千佛的开凿时间要早于第18、17和16窟。这些千佛的表现形式有两种:满壁式和"一龛+千佛式"。不同的表现形式体现的思想内涵不同。在开凿方式上,第19窟的尖楣圆拱龛千佛应是分区域由不同工匠组进行雕刻的,每个区域的工匠组所参考的粉本有所不同。     

昙曜五窟的修建情况

一、序 云冈石窟西部窟群的第16窟至第20窟,即所谓的昙曜五窟,为云冈开凿最早的石窟,其共同特点如下：     

云冈石窟造像艺术

公元5世纪50年代,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今日云冈石窟历史的大幕。作为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代表,昙曜五窟是当时博采国内外众家之长对艺术造型再创造而形成的北魏自身时代特色的集中体现。但其艺术造型粗犷而雄浑的气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逝,代之而起的是新的精工细琢的富丽之风,造像表现出面相清秀,衣着轻薄飘展的艺术风格,[第一段]     

北魏平城佛教艺术与后秦长安的关系

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昙曜五窟,属北魏前五位帝王的功德窟。北魏统治者能聚集如此财力与智慧来营造这项巨制,是与其在北方兼并战争中所获得的人力、物力、财力分不开的,其中来自原后秦首都长安地区的工匠与佛教神祇人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十六国后期的后秦长安是北方的政治与佛教中心,其佛教来自西域,主要继承发展着西域大乘佛教因素。在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发现的大乘佛教题材的西秦国塑像与壁画,可看作是后秦长安影响的结果。昙曜五窟的开凿,主要继承着太武帝毁佛前的北魏佛教传统,包括来自后秦长安的佛教传统,可从昙曜五窟造像和大同新发现的北魏石椁板上的佛画与炳灵寺169窟西秦塑像、壁画的相似性了解到。这种相似性体现了北魏对后秦长安佛教的继承,从而影响到了昙曜五窟的造像内容与风格。     

云冈石窟开创问题新探

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云冈石窟开创问题的研讨工作,虽均以《魏书·释老志》记载为凭,由于对文意解释不同,中外学者多认为,云冈石窟的开创始于“昙曜五窟”(即现编号的十六～二十窟)。其开创年代又有“兴安”、“和平”之说。     

梦想之地——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于2001年12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云冈中期石窟新论--沙门统昙曜的地位丧失和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

前　言云冈石窟 ①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 1 5公里的武州川北岸 ,绵延 1公里 ,为北魏时期的石窟(图一 )。据《魏书·释老志》 (北齐·魏收撰。 5 5 4年 )记载 ,文成帝和平初年 ( 4 60 ) ,沙门统 (当时佛教中最高领导者 )昙曜向皇帝奏请开凿石窟 ,在都城平城 (大同市 )以西的武州塞开凿五所石窟 ,每窟各雕凿一尊大佛像。这武州山石窟便是现在的云冈石窟。有关云冈石窟的研究 ,1 940年代以来 ,日图一　云冈石窟全体图 (上 :东部地区　下 :中央～西部地区 )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其研究成果。时至今日 ,水野、长广…     

北魏营造云冈诸僧索微

近百年来,凡研究云冈石窟者,对其营造的北魏僧人,仅涉及沙门或昙曜一人。昙曜之所以被注意,盖因《魏书》有记,《续高僧传》有传,是有据可考者。但云冈有那样丰富多彩的内容,工程又宏伟巨大,历拓跋浚以后七八帝,经约六十多年的不断营造,则绝非昙曜一人可贯穿始终、包罗全部的。那么参与营造云冈石窟的北魏僧尼尚有谁何?本文从散见的文献、文物及遗迹中,寻     

云冈20窟佛坐像对太和期单尊佛像的影响

云冈20窟佛像的图样来源属于犍陀罗-凉州系统佛像,其坐像的衣纹形式在昙曜五窟中别具一格。至云冈第2期即太和时期,以20窟佛坐像为范本的石窟佛像和单尊铜石佛像盛行一时,确立了太和时期独具特色的佛像形式。     

从穹庐到殿堂——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变迁和有关问题

鲜卑族在游牧生活中使用的毡帐形貌,可以从山西太原、河北磁县、河南洛阳地区发掘的北朝墓随葬陶骆驼驮载的帐幕部件窥知,而这种"穹庐"式毡帐的全貌则见于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的陶质帐房模型以及大同沙岭太延元年(435年)破多罗氏父母墓壁画中。进一步联系发现,大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椭圆形平面、穹隆顶的窟形在古印度和中国新疆、河西走廊一带比云冈石窟建造为早的诸石窟中均未见到,应是云冈创造的新模式,表达了将象征皇帝的佛像供奉进鲜卑族游牧生活的传统居室——穹庐中。     

大同云同石窟第一、二窟实验保护工程简报

大同云冈石窟第一、二窟(又名石鼓、寒泉二洞)位于云冈石窟群的东尽端,两窟并列,型制相似,为"云冈期"开凿较晚的平顶方室中心塔柱窟。窟内四壁、顶板及塔柱,仍保存有北魏雕刻艺术,自开凿以来,历经一千多年的自然破坏,造成壁根蚀空,岩体     

陈垣先生与文物收藏

正近代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陈垣先生(1880—1971),一生著述等身,桃李满天下,道德文章为后人钦敬。不过,也许很少有人知道,陈垣先生在文物的鉴赏、保护和收藏方面也寝馈恒久,一生倾注了极大的心力。本世纪初,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引起国内外人士注意。1902年曾有日本人伊东忠太一行专程来华进行考察研究,但对其开凿年代与开凿者不甚清楚。1918年,陈垣与叶恭绰等人同游云冈,回来后即著文提出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为453年(北魏兴安二年),始凿者为沙门昙曜,得到学术界的首肯。     

新编云冈石窟窟号的说明

云冈石窟的洞窟编号工作,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外学者曾进行过多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些编号存在着种种片面性和不足,如若干小窟(龛)未予编号,有些编号顺序与窟龛位置对应不尽合理等,这些都给云冈石窟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1987年我所在编写《云冈石窟内容总录》过程中,洞窟编号混乱给工作造成的困难尤其突出。因此,重新核实、整理、修订云冈石窟全部洞窟编号,全面、准确地反映云冈石窟全貌的工作势在必行。1987年8月,我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协助下,对云冈石窟的洞窟序号进行了重新编排,现将这次编号的原则及有关问题作一些说明。     

云冈石窟第3窟遗址发掘简报

1993年7～8月 ,为配合云冈石窟保护工程 ,由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博物馆组成考古队 ,对云冈石窟第3窟窟前和窟内进行清理发掘。共揭露面积约900平方米 ,发现北魏开凿石窟时遗留的未完工的基岩地面 ;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 ;金代修筑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和建筑构件。为云冈石窟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书讯

<正>云冈石窟的营造工程彭明浩著,文物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定价:80元。北魏云冈石窟规模宏大,气势雄浑,这样的大型工程在当时如何规划设计,又如何施工开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者从2011年起,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现场调查,系统考察了石窟外部的山体崖面、斩山遗迹,石窟内部的空间层次、壁面龛像的打破避让关系,以及许多未完成洞窟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书通过分析各类工程遗迹     

上海博物馆藏云冈石窟造像残件整理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云冈石窟造像残件。这批残件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考察队于1940年在昙曜五窟内、外平整地面时所采集的众多造像残件中的一部分,多数收录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图录中。据作者研究,水野等人于日本战败前将他们在云冈石窟采集的部分造像残件,以及万安北沙城、阳高古城堡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带回日本,藏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中。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经李济先生等人的努力,于1948年被成功追索回国,并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正>为配合云冈石窟窟顶防渗水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组成云冈考古队,于2011年5月1日至11月10日,发掘了云冈石窟第五、六窟窟顶佛寺遗址。     

从考古角度谈《续高僧传》中云冈石窟的记载

正从公元460年开始,沙门统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五尊佛像象征北魏"太祖以下五帝"。昙曜在武州山开凿石窟是有原因的。早在北魏定都平城的初期,武州山即被奉为神山、灵山。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于永兴三年三月,"祷于武周、车轮二山"。"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性凶悍,帝每以义责之,弗从。帝惧其变,乃于     

云冈石窟雕刻中的西域人形象

云冈首期、二期由北魏皇室主持兴建的大型窟群中,有特征鲜明的西域人形象。首期昙曜五窟的主尊和弟子群等形象,有印度笈多造像风格的影响,这与西域雕刻匠师参与造像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期窟群中,雕刻着一些形象特征鲜明的西域人,而这正是孝文帝太和年间各国遣使向北魏朝贡的历史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