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作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转变为中国民主同盟,对于民盟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扩大了盟的组织基础、社会基础与政治影响,而且净化了中央领导机构,巩固了盟的组织,并且进一步更新了政治主张。从此,它不再是一个松散的政团联合体,而是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除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大党作用的民主党派。     

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加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法宝。1935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即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启动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在此后将近两年曲折、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其策略,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全力进行调停,促成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与各党各军各派的逼迫下,其方针、政策也几经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之际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实际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进行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赢得了全国上下一致的信任。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促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政治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文化自觉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高度的政治文化自觉理念,领导人民在民族复兴伟业、党的自身建设、文化知识学习、人民利益的追求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创新发展中,体现了自觉的责任担当与使命追求,显示了高度的政治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转变与中国政治发展

本文认为在政治系统内,中国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八十一年来共经历了三大转变：从挽救民族危亡到实现民族复兴的职能转变;社会基础和阶级结构由复杂到单纯再到复合的转变;由革命党到执政党,处理社会矛盾方式的转变。这三大转变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试析中国共产党政治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政治资源是执政党最直接最核心的资源。政治资源的流失必将导致执政党执政资源的短缺,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执政党必须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政府权威,完善政治制度、加强制度创新,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等途径,切实加强对党的政治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社会发展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意识形态、政策绩效和体制上进行创新,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威。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广大进步力量和团体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是这场运动的旗帜和主要推动力量。她与各抗日民主党派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为团结合作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这一历史,对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得以形成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启迪。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执政党建设与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价值

当代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诉求引发的政治参与膨胀,对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进一步挖掘和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以及整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则是充分发挥中国政党制度民主价值的关键路径。     

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战略、资源配置方式、资金与人才来源等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解决的。不仅如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化还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为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要求的必然产物和忠实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相隔10年,看似巧合,其实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因为,辛亥革命要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复兴的路没有走通,所以使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复兴中华民族大业的历史舞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次伟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在 80年光辉历程中经历了以 1 935年遵义会议和 1 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两次伟大历史转折。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 ,同时又都是经过较为充分的准备 ,在政治上、组织上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发生的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都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开展党内斗争来实现 ;两次伟大历史转折以后 ,都还经过了一个相当时间的后续的发展过程 ,转折的成果才得到巩固 ,转折的任务才全部完成。     

论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政党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共产党力图通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彰显其生命力。本文认为日本外交的困境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现实压力是日共推动在野党外交的主要原因。在野党外交作为日共的一种政策和理论,有其形成过程,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然而,在野党外交的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共在日本政坛的地位。     

新视野下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研究——石川祯浩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评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夕,东瀛日本出版了石川祯浩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版)。这部专著是治学严谨的石川教授十余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其史料运用之丰富、史实考证之细密是以往同类专著中颇为罕见的;且其研究角度、写作框架均很独特,观点上亦有不少精到之处。今年2月,该书中译本出版。①相信中文版的问世不仅会引起中国广大读者的兴趣,更会推动中国学者对中共建党史有关课题的进一步探讨。该书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非常重视原始资料的运用,在其参考与引用的日、汉、俄、韩、英、法、德等语种文献中,有不少是当时记录的档案…     

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历史都有重要论述,他们从理论和方法方面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更是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些学者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党派史学,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损害,提出回到傅斯年。而这既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评价,也无助于推进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实践领域,叉要注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精神领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内核和化品格．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先进思想、远大追求、科学态度和坚强意志,是党的事业生动实践中的理性升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结晶,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强大动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的具体形态由党所处时代条件、肩负使命和面临任务所决定。中国共产党政党精神的创建与形成有其内在的辩证发展逻辑,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需要重点创建、培育与弘扬“四种”政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