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长城边外开发——兼论避暑山庄兴建的社会条件

避暑山庄创建于18世纪初,最后完工于18世纪末。山应兴建近百年,历经康、雍、乾三朝,这个时期,清朝政府不仅完成了统一边疆大业,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而且在经营、开发边疆过程中,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关系。在清代开发祖国边疆过程中,以长城边外的开发最早,而山庄的兴建几乎与边疆开发同时起步,同时发展。康乾时代出现的人口北迁高潮及北疆初具规模的开发成就,这些都为山庄的兴建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本文将以这一时期内地流民北移.清政府对策以及边外地区土地开发与农业生产发展对避暑山庄兴建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与研究。     

清代章学诚方志思想浅析——兼评“康乾盛世”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我国学术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方志学,更是蓬勃发展,这与康乾盛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及良好的治学环境分不开。章学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盛世的学者,他为我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自己独有的方志思想,为我国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那种紧紧抓住文字狱不放,一叶障目,否认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康乾盛世”施政措施与彼得大帝改革之比较

彼得大帝改革使俄国步入“现代化国家”,并影响到后世,他在经济上的一些措施甚至对今天的俄罗斯也有一定影响。然而,同一时期的“康乾盛世”在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一个庞大而繁盛的清帝国随之陷入丧权辱国、被动挨打的苦难深渊。本对一喜一悲,一起一落的两种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并剖析这两种不同后果的原因。     

“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

“康乾盛世”之说并不是今日史学界凭空构造出来的说法 ,而是对以往既有之“康乾盛世”说的一种批判性采用。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 71 3 )三月 ,康熙帝以“恩诏”的形式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这是时人最早的关于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评定。乾隆时期 ,很多文人和官员在其著述里称其所处时代为“盛世”。乾隆二十四年 (1 759) ,清政府在统一了新疆全境后 ,户部右侍郎于敏中赋诗称颂乾隆皇帝云 :“觐光扬烈 ,继祖宗未经之宏规 ;轹古凌今 ,觐史册罕逢之盛世” (《素余堂集》卷二四 )。乾隆自己也宣称 :“比年以来西域大奏肤功 ,国家势…     

康乾盛世的老臣“休致”

有清一代,官吏年老力衰,例有退休制度,称为“体致”或“致仕”。大臣退休后,除个别被皇帝“留京备顾问”,一般多回原籍,由皇帝决定“赏食原俸”(即全俸)或“半俸”。“在籍食原俸”,“原品休致”,是一种特殊的恩典。享受退休待遇的大员称“致仕老臣”。实行退休制度而引起的人事更迭,使上下官吏不断新陈代谢,是有积极意义的。清人入关初期,沿袭明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官制虽不完备,但顺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田赋蠲免

清康乾年间,漕粮与耗羡蠲免以及蠲免政策、制度更趋完善。当时虽有"漕粮例不蠲缓"之说,但漕粮的蠲免有因灾蠲免、逋欠蠲免、缓征、普免等几种类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例。"耗羡归公"以后,耗羡的蠲免也被提上日程。至于蠲免佃户之租,康熙年间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灾蠲"而言,乾隆即位以后的有关蠲免规定主要是针对"恩蠲"而言,因蠲免事例不同,导致了蠲免佃户之租的差异。同时,在康乾时期,蠲免分数的变动、勘灾的规定及违例处分、报灾期限的规定及违例处分、蠲免钱粮与由单刊发的结合等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康乾盛世的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问题

一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和人口问题清朝建立后,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初统治者实行“安民”、“宽民”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人口增长,特别是“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伟大改革措施彻底消除了一直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蛇影”,小农经济的内在要求再加上人们的传统观念促使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势态急剧膨胀,从孙毓堂、张寄谦所著《清代的垦田与丁口记录》可以看出,康熙至道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保持着持续的增长趋势。康熙51年永不加赋后至雍正12年,21年中人丁的年增长率达13.4‰,实际人口增长率将更高。最激动人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史志学界对地方志本质属性问题讨论已久,但迄今尚无定论。本文从具体剖析新近有人提出的“官修性”入手,指出导致方志属性问题认识混乱的两个误区：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混为一谈;认定本质属性具有惟一性。进而提出：地方焉的本质属性由地方性、资料性、时限性、编纂体例独特性四个属性组成,四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兼与“官修性”说商榷

关于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是地方志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史志学界曾进行过多次讨论,但至今尚无统一的看法。在本届志书编修即将结束之时,对方志本质属性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有不少同志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中“官修性”一说颇具代表性。修志界有些同志认为,官修性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更有人提出,官修性是地方志所特有的属性。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今撰文谈一些个人的粗浅意见,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和修志同仁。     

说钩膺——兼论“罗缨”、“纂緐”及其他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钩膺",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樊缨"。根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来看,"钩膺"不是"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钩",是"娄颔之钩",已经有实物出土;"膺",可能就是秦陵铜车马、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两骖马的"缨环"。     

避暑山庄正宫区佛堂与康熙帝的“帝王之治”

"兴黄安蒙"、"因其教不易其俗",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康熙时为稳定边疆,利用蒙藏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的特点,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     

略论“高煦之叛”——明代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高煦之叛”是指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朱高煦于1425年发动的企图争夺皇位的武装叛乱,这是明代继“靖难之役”后出现的第二次争夺皇位的斗争。这次叛乱为宣宗朱瞻基所平定。洪武时期就有人看出了藩王对中央皇权的威胁,而凭借藩王军事力量夺得皇位的朱棣,自然深知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因此,他在即位后实际上是继承了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政策,不过要了个“欲取先予”的手腕:登基后首先恢复了被建文帝削夺的诸藩,表明自己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人。其实这不过是朱棣笼络宗藩的权宜之计,不久,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

努尔哈赤父子最终成为大明王朝的掘墓人.镇守辽东三十年的总兵李成梁,由此被扣上"养虎遗患"的罪名.本文通过反思明朝在辽东民族政策的得失,以及透视努尔哈赤的文韬武略,进而得出,辽亡负主要责任者,不应该是李成梁,而应该是昏庸的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的结论.     

论“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

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历朝的统治者都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就所修史书来说,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种类之多或数量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此时期官方编纂的《明史》,体例严密,考订详慎,史料正确,对人物事件的评论比较符合公论,被公认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好的史书之一。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史学成就,超过了清朝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康雍乾盛世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秉公持平"论兴亡;(2)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明亡清兴;(3)十分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和鉴别运用;(4)重视选拔和任用有学问的人担任史官。"康雍乾盛世"时期的史学思想给我们当今盛世修史以很多启示。     

孟子“处士横议”说考辨——兼论孟子的语言伦理

批判"处士横议"是孟子人生中的大举措,然而当代学者对处士身份的认识并不统一,有学者将处士释为"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之人"。这一解释不仅违背战国史实,也消解了孟子批判"处士横议"的合理性。孟子以"善言"为标准,以立言行仁为主旨,以"知言"为前提,评判战国处士言说,断以"横议",折射出其注重道德功用的语言伦理,既要求言说者的言语行为要担负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接受公众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强调接受主体的话语理解须有道义责任的约束。     

彭元锦“万历十五年征剿播州叛”辨误——兼论地方志资料与其他相关记载的互证

乾隆《永顺县志》记有彭元锦于万历十五年(1587)征剿"播州叛"事,后来地方志及研究者有沿袭此说者。考诸史实及永顺土司《历代稽勋录》记载,此说为脱文所致。地方志有相沿而误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记载互证,以见史实。     

戊戌时期康有为的“洪水说”“地顶说”“地运说”——兼论《康子内外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中谈到了"洪水说",即四千年前世界全陷于洪水之中,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中国的历史从夏禹开始;谈到了"地顶说",即昆仑为地顶,在洪水期间保留了人类的早期文明,昆仑有"四大金龙池",是额尔齐斯河、阿姆河、印度河、黄河的源头,由此形成了繁荣的亚洲文明。这些奇特的学说究竟有什么政治目的?本文认定,《康子内外篇·地势篇》涉及到"地顶说",但已发展成为"地势说",是康有为在戊戌之后的思想。本文说明,康有为弟子徐勤、刘桢麟、梁启超政论文中的"地运说",即人类文明从印度发生,向西传播到欧洲和美洲,将通过东西两条路线(俄国西伯利亚、美洲经日本)传到中国,才是"洪水说""地顶说"的最后结论。     

秦“封陵津印”考——兼论风陵渡之得名

秦"封陵津印",为新公布的秦代津渡用印,与黄河著名津渡风陵渡颇有关联。关于风陵渡之名,戴延之《西征记》云有风后女娲之墓,故称"风陵",然此本是晋以后附会的说法,不足为信。"封陵津印"之发现,则可证实秦时已有封陵津。《史记·秦本纪》、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均载封陵,为魏国故地。而文献所载封陵与风陵渡位置,大致重合。又因"风"、"封"二字均属帮纽,古音可通,《宋书》载"封陵堆",《魏书》作"风陵堆",可证封陵、风陵至中古时期本可通假,故二地虽属异名,实本当一处。今以"封陵津印"为新证,则风陵津其名的真正来源,当出自至少在秦时已有的封陵津,远承魏国之封陵故名。而风陵为女娲之陵的说法,则本属典型之层累古史,由是推出的关于女娲墓的种种考证,皆不足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