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盛哲学的文化渊源

研究任何哲学思想都要考察其文化渊源。本文用实证的方法驳斥了稻盛和夫经营哲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观点。中国文化对稻盛和夫的影响是有限的,而稻盛哲学是来源于多方面的,是这位大企业家对各国文化博采众长的产物。     

稻盛哲学与日本传统文化

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又执着地固守本国的传统文化。稻盛和夫作为知名的日本企业家,具备典型的日本式思维。稻盛和夫经营哲学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尤其值得研究。本文将从“和魂洋才”的思维模式、日本传统的商业文化、鹿儿岛地方文化三个方面,说明稻盛哲学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关系。     

从稻盛哲学看传统文化对企业家的现代意义

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很多人主张以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为基础。这种观点忽视了传统文化对经营者的现代意义。本文以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为例,从传统的商业模式、日本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方面论述传统文化对于经营者提高心性、管理企业的意义。同时,本文建议,中国当代的企业家要避免在经商与做人两个方面都忽视传统的错误倾向。     

稻盛哲学对话〔连载五〕

加藤“利他”这个主题,最早让我想起的是您自创业以来主持的年末互助运动。我想,一般地,在前途未卜之时,是不会那样做的。     

稻盛经营哲学中的文化印迹辨析

稻盛和夫1997年退出经营第一线后,愈发活跃于国内外的财界、学界乃至政界,不断地著书立说,登台演讲。主题大都是谈自己的经营之道。有人说稻盛的哲学思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有人说,稻盛的哲学博采众长,是吸收多种文化的产物。这些说法哪种更贴近现实,抑或都存在片面性?本文将通过对稻盛和夫的著述、演讲以及个人访谈中所引用的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宗教等内容的比较,分析中国古典在稻盛经营哲学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发挥的作用。     

稻盛经营的日本特色

民族文化是企业文化的背景。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讲求实用主义,提倡和魂洋才。这都是和日本人的民族心理相关联的。和魂洋才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全球化时代也有妨碍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不应该过分提倡。     

稻盛哲学对话(连载一)

加藤 塾长是一位经常挑战新事物的人物,每当您着手开创一项新事业的时候,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稻盛 我认为,每项事业的开端,首先最需要的是气势和干劲。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昭和34年(1959年)创建京瓷公司时,我和最初的七位志同道合的同仁,从半年前起就每晚都聚在一起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最后,我们决定歃血为盟,在誓言书上按了血手印。这种做法让人觉得很落伍,很粗俗,可实际上,这是个很重要的仪式。在开始新事业……     

从日本电视剧看中日文化差异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越来越密切。我国与日本之间已经有2000余年的交流历史,在文化方面两国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一国的电视剧可以反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所以,从日本电视剧可以很好的理解日本的文化。通过中日文化的比较,可以清楚的了解两国在文化方面的差异,为加深中日两国的交流和理解有一些帮助。本文笔者主要对日剧中日本人是如何表达自身的情感、体现的价值观念、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等方面比较中日文化的差异。     

围棋东渐与中日文化互动

围棋产生于中国,大约在南北朝时传入日本。16世纪前,日本围棋主要受中国的影响,之后日本逐渐把围棋发扬光大,使其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围棋的转变,它反过来又影响,促进了围棋在其故土的转型。这种文化传播,影响与接受,反雏,形成一种文化互动,乃是围棋交流也包括整个文化交流中的普遍现象。     

稻盛哲学的实践与成果

公司概要 创业时间：1949年 现职就任时间：1989年 企业经营范围：计测制动机器、电气、通信、土木资材的销售与工场自动化设备设计施工维护     

稻盛和夫的经营与日本的文化模式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的概念已经为学界熟知,实际上,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石——“文化模式理论”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日本文化。本文将运用“文化模式理论”分析稻盛和夫的经营活动,并且指出,稻盛哲学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讲求实用主义,固守民族传统,提倡“和魂洋才”等。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Anthropology of Japan

Though Japa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1970s has been characterized as outside mainstream anthropological currents, recent work reflects broader disciplinary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The four books under review, spanning the archaeology, history, ethn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Japan, illustrate different ways of synthesiz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Yet, to varying degrees, they all move beyond an undifferentiated, ahistorical, and depoliticized view of culture to embrace complexity, variability, conflict, and change. In so doing, they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cross the subfields of anthropology and it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nationalist and essentialist discourses.     

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

明中期以后,在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下,中原地区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商道。这些商道多以开封为中心向河南各地及周边省区辐射,为中原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增长,商业都市愈加繁荣,商业城镇不断兴起,集市贸易渐趋活跃,各地商贾纷纷前来进行交易。这其中,商道的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中原地区的许多城镇分布在商路沿线,按其类型可划分为水陆兼备型、陆路型和水路型,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便捷的水陆交通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日南极事业中的"蜜月合作"

《南极条约》包含了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条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没有能够参加利益关系重大的南极活动。80年代,因为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日两国接近,在南极考察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协作。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我国的南极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中日度过了一段两国关系史上少有的“蜜月时期”。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民国时期日本称谓中国国号之演化及用心考论

日本政府延至1913年10月才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但又规定在内外公文中要以“支那”或“支那国”称呼中国。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又先后将其改为“中华民国”和“中国”。每一次改称背后都包含着分裂或独占中国的野心,也是民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交涉中的一个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