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

孟森在北大讲授“满洲开国史”共四次,前三次为本科生讲授,第四次为研究生讲授。现在看到的《满洲开国史》是为本科生授课的讲义。孟森在北大讲授“明清史”共三次,前两次为一年授完,第三次始分为两年讲授。《明清史讲义》有一个逐步修订、增补的过程。现在看到的《明史讲义》是1936年印行的最后定本。而《清史讲义》乾隆以后部分,是孟森1935年后增补的,并且增补的部分并没有作为“明清史”课的内容讲授过。另外,孟森对《满洲开国史》等著作并不满意,他曾计划重写一部更系统的满洲开国史著作或教本,可惜愿望未能实现。     

上古汉语虚词“及＂字用法的考察——兼与虚词“与”比较

“及’’在上古有实词和虚词两种用法,本文考察上古汉语中“及”字的虚词用法,同时拿它与用法相近的另一个虚词“与”字进行比较。使用的语料来自《诗经》《尚书》《国语》《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商君书》《战国策》等11种先秦文献。     

《革》卦辞义别解

“语出双关,文蕴两意”是《易经》卦辞的特点之一,《革》卦中“革”、“变”、“面”等皆“语出双关,文蕴两意”。本文联系《革》卦宗旨,对其中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     

地方志工作性质定义

在《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过两个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一个是《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一个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条例》与这两个“规定”最大的不同是将“地方志编纂工作”改为“地方志工作”,将“地方志编纂机构”改为“地方志工作机构”。联系到《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说。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于地方志工作的规定。当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编纂地方志。     

《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考误

本文胪列证据,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洪武圣政记》”条以《洪武圣政记》分内容为“六类”和“不行于明代”两项都是编撰者粗心大意的错误记载。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关于《诗·二南》作年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诗经》十五国风中有《周南》、《召南》两部分,我们习惯于称为“二南”,由于它的年代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至使许多相关问题难以明确。其实,《二南》由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而得名,是周公、召公所辖两大区域的诗歌,应该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也许或有王时诗流传下来,被编在《二南》中,但也不会是全部,主要还是盛行在周、召分治时或稍后的诗歌。因为诗在“周南之国”而编在《周南》,诗在“召南之国”故编在《召南》。     

试论《尔雅》的性质

据顾言武的《日知录》考证,《尔雅》人经应在唐代。唐宗时,在原有“九经”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尔雅》三部书,为“十二经”。宋代,《孟子》人经,始有“十三经”之称。     

康熙《乌程县志》初探

康熙《乌程县志》是一部稀见方志,是现存四部乌程县志中唯一的一部纲目体志书,与前志崇祯《乌程县志》比较,两志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全袭崇祯刘《志》,略为增改”。康熙《乌程县志》最具特色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并非当代学者反复引录的“物产”,而是“赋役”和“习尚”,上述篇目保存了他志没有且独家保存的资料,对研究清初地方和全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大饥荒中的吃喝招待——读《红尘冷眼》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红尘冷眼》,是著名民主人士宋云彬的一部日记。这部日记共分十一个不同时期,《无愧室日记》从1960年2月记至1962年12月,前两年正是“困难时期”。但他所记述的宴会之频、酒肉之丰,尤其是出访中的款待之盛,真可称为“蝗虫”之行。“蝗虫”语出陈四益的《臆说前辈》,他在回忆朱东润时说：     

《吴越春秋》“殆非全书”辨识

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隋唐《经籍志》皆著录为十二卷,自元至今所存各种版本均为十卷,元徐天祜指其“殆非全书”。本文援引《史记》注、《文选》注及《水经注》,辨析了“殆非全书”说的正误,揭示出所佚两卷的核心内容及其卷次,指出前人所谓所佚两卷为“西施至吴”和“范蠡去越”不能成立。     

《艺文类聚》刊误（一）

主要以《十三经》及《楚辞》《选》作参照,考察《艺类聚》所引上述书之情况,结果表明：是书“以注充正“张冠李戴”等之失甚多,尤其是前更为严重。这一点,使用是书之校雠与辑佚尤当知之。否则,得之虽多,失亦不少。     

读《聊斋志异》杂记

蒲松龄《聊斋志异》现存十余种重要的版本,不但编次小同,字互异不少外．甚至共有多少篇目,也有很大的差别。今以196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计,卷一前标目有四百九十一篇,连同全书末“附录”九篇,共为五百篇,比一般通行本多近七十篇?章培恒在张友鹤辑校本的《新序》说是“目前最完备的一个本子。”     

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两周年——《宿迁日报》设专版《今日响水》刊专文纪念《条例》颁布两周年

为贯彻中国地方指导小组提出的2008年加大市县两级落实《条例》的工作力度精神,宿豫区志办在5月18日《宿迁日报》设专版,纪念《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两周年。版头为“热烈祝贺《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二周年”红色标语,刊登宿豫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柏生的题词“编史修志鉴古知今”。     

楚辞“乱曰”新证

《离骚》：“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王逸注云：“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除《离骚》外,《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等作品中也有“乱曰”。《康熙字典》云：“又乐之卒章曰乱。”“乱”应该训为理,还是训为乐之卒章?本文将谈谈我的意见和理由。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社会道德与妇女形象——两《唐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对读

唐宋社会有所区别。经过五代十国之分裂，宋重新统一国家，需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对妇女的规定方面树立了列女形象。两《唐书·列女传》与《宋史·列女传》中列女的不同体现在“取材数量”、“选择标准”、“命运”兰方面。     

人自古懂胎教

“胎教”似乎是件新鲜事、新名词,其实不然,我国古代就有非常完整的胎教理论,并且”胎教“这个名词也是古人创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两干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病”的论述。《大戴礼记·保傅》对于胎教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     

民主人士罗次启先生

罗次启（1899-1989）,字铭勋,仁怀市二合镇大坝寺杨家岩人,兄妹4人,居长。5岁时在李耿光先生处发蒙入学,两年间读完《四书》,又随族人罗象贤先生读《诗经》。1910年后又读了《尚书》、《易经》、《幼学琼林》,对“小九九”也领悟得特别快。1912年又随曹先生读《左传》、《古文》、《四书集注》、《对偶》、《唐诗》,并学做八股文。在此期间,其祖父大和公常给他讲述洪杨革命故事。“茅台同志会”的首领汪斗南曾在他家摆谈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一些活动,并宣传反对清朝政府、拥护孙文、黄兴闹革命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其父罗光鳖也参加了“茅台同志会”,该会拟与贵州自治学社联系,开展反清斗争,可惜汪斗南被刽子手霍绍孔杀害,罗光鳌逃到乡间躲避,才幸免于难。     

《抗金兵》与《生死恨》

《抗金兵》与《生死恨》是梅兰芳先生在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编演的两出新戏。今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为表纪念特意写出此文。     

《宋书·州郡志》“陶侃前治沔阳”考

考察陶侃任荆州刺史期间的荆州治所沿革,可知并无《宋书·州郡志》所谓“陶侃前治沔阳”之事。在分析“前治”的含义与相关文献记载后,可知《宋书·州郡志》、旧《晋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所见陶侃治沔阳的记载均为陶侃治沌阳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