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审判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对纳粹女看守的审判中,意外地将所有历经战争的人推到了＂审判席＂上,他们统统负有罪责。不仅如此,小说更描写了战后第二代德国人因爱而卷入父辈纳粹历史的故事。米夏代表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女主人公汉娜则是上一辈的代言人。为减轻罪责感,米夏用一种＂不作为＂的＂罪行＂来惩罚汉娜纳粹的罪行,米夏不惜掩盖真相使纳粹犯受到惩罚的行为,不禁让我们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日本为什么不反省战争罪责——从两部日本学者的专著谈起

战后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罪责问题 ,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理念认识的斗争。一种是反省战争罪责 ,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 ;一种是极力掩盖战争罪责 ,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 ,否认侵华罪行 ,拒绝反省、谢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 5周年的今天 ,这后一种右倾思潮 ,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是值得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的。一个不反省战争罪责的国家和民族 ,还会孕育战争狂人和战争复仇的民族心理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在今天日本现实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 ,一些有良知和道义感的学者起而揭露批判 ,并于最近几…     

纳粹德国的女人也凶残

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通常被视为由男性纳粹军官们犯下的罪行,然而据研究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学家温迪·罗沃教授在其新书《希特勒的复仇女神：纳粹屠场上的德国女人》中说,造成至少600万犹太人死亡的＂纳粹大屠杀＂并非全是由男性纳粹党徒实施的罪行,至少50万名德国女人也见证和参与了血腥大屠杀,她们有的是女护士,有的是军官女秘书,有的是拥有好几个孩子的母亲,有的还是孕妇。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

一伯力审判揭开日本细菌战史黑幕 （一）伯力审判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调查、追究日本在华细菌战罪行。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获取了日本大量细菌战情报资料。为了独占这些资料以有助于美国的细菌武器研究,也为了阻止苏联获得日本的细菌战资料,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以牺牲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责的权益为代价,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     

不为希特勒遮羞的德国人

正二战结束后,德国彻底清算了希特勒和纳粹的罪行,虽然有博物馆曾多次举办以纳粹罪行、大屠杀、奴役为主题的展览,但有一个禁忌却无人敢打破——德国政府严格规定,凡涉及希特勒生前用过的所有物品,一律不得向公众展示,如有人敢逾越这一雷池,极有可能被判刑。却有一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打破这个禁忌,他就是德国历史学家西蒙·埃尔佩尔。西蒙认为,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对人类犯下了滔天罪行,但这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丢失的宝藏:二战纳粹藏宝下落之谜

6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搏杀,也是法西斯国家掠夺受害国艺术品和财宝的饕餮盛宴。那么,欧洲战场上的纳粹德国究竟从他国掠夺了多少财宝?战后这些财宝去了哪里?纳粹分子究竟把珍宝藏匿在什么地方?半个多世纪以来,此起彼伏的搜寻纳粹藏宝风潮的结局又是如何……     

近代早期英国对自杀者的惩罚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们认为自杀是"恶魔的罪行",是受到魔鬼引诱的结果,是一种反对上帝、反对国家的重罪。自杀者不仅要受到教会的惩罚,例如,不能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尸体会被亵渎,家人要蒙羞,——而且也要受到政府的惩罚——自杀者财物要被没收。近代早期英国教会和政府对自杀行为的谴责、惩罚表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躯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人的身体(尸体)成为政治和文化活动集中的主要焦点。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

德意志人对纳粹暴政以及德意志历史的反思并非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而是早自1933年就开始了。只不过,它不是由当时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由一批逃出德国、流亡国外的德意志人开始的。美国高校接纳的德国流亡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最早开始了反思。这场反思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战后美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和“民主化”的改造行动、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以及德意志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战后德意志社会的这场全面深刻的反思,正是在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精英们所构筑的思想平台上进行的。     

联邦德国战后的史学反思——评孙立新等著《联邦德国史学研究》

正一般认为,联邦德国(后文简称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和日本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深度方面,相较日本,德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积极评价。但实际上,二战后,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充满变数。特别是在德国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不仅伴随着战后的史学发展,也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史学的研究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和范丁梁的《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     

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三题——研究意义、新书简评、史料出版

本文讨论了有关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三个议题。一是研究意义。认为亚太地区BC级审判为不公正审判的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本文以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取证的严格要求及日军侵华时对待中日两方宽严之间极不公正的事例,证明日本社会对BC级审判的认识完全是偏见。二是评价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认为该书的最主要贡献是将"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置于时、空、内涵都非常广阔的领域进行考察,而且博采与日本和中国相关的政治、法律、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拓展了对日本战争罪行和中国审判的认识。三是简评《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认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集成》与其他各个机构所藏相关档案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审判领导机构的专门档案,从完整性和唯一性上,可以说填补了国民政府审判档案的空白。     

昭和天皇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责任

日本侵华时期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暴行罪行确凿、令人发指。而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昭和天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天皇侧近的佐证等资料表明,南京大屠杀自始至终是在昭和天皇的默许、纵容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昭和天皇负有无法逃避的最大罪责。     

“最后刺客”的传奇九十年

两次参与刺杀希特勒,战后创办世界防务大会1944年初夏,苏联红军攻入波兰,盟军也在诺曼底登陆,纳粹德国被两面夹击,失败已成定局。一些反纳粹的德国军官开始谋划刺杀希特勒,希望早日结束纳粹政权。其中最有名的当属7月20日的"瓦尔基里行动",这个行动以北欧神话中的女武神命名,     

纳粹德国悬赏五百万抓捕的美女间谍

二战中,曾有一位风姿迷人的美女间谍,1943年,在纳粹的“黑名单”上,她名列第一位,纳粹德国甚至为抓到她而悬赏500万法郎,却总是抓不住她。战后,她从法国、英国和美国获得了众多勋章,因此成为获得盟国授予勋章最多的女性。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正(《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     

二战卡廷森林事件与苏波关系

正二战"十大谜团"之一的卡廷事件,对于战后苏波关系的发展有着复杂的重要影响,卡廷问题成为苏波关系史上众多"空白点"的象征。苏德签订秘密协约,并成功瓜分波兰,由此揭开了二战序幕。德国法西斯在波兰占领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而苏联则隐秘地制造了卡廷屠杀悲剧。卡廷事件东窗事发后,苏联方面由百般抵赖、嫁祸拖延到逐步公开档案、承认罪行。这是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