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国民党时期的县级管理整编

在国民党地方层级的党政关系中,县一级的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县党部与县政府一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国民党在基层统治的薄弱和政权的不稳定。对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的认识。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在外敌压境的情形下,如何整合党政军各机构,建构国民党的战时顶层设计,以应对战争考验,是困扰蒋介石的一道难题。1937年8月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和1939年2月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成为蒋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事实上,由于国防最高会议与身负战时指挥职责的大本营同时创设,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后继者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只继承了其前身战时决策机构的身份,并不负责军事指挥,且始终未能摆脱烦冗的日常政务。蒋介石通过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重整各专门委员会,继续壮大自己的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设,客观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李汉魂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粤省党务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华南沿海地区亦相继沦陷。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广东省地缘优势显著,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也始终没有放弃在广东的党务活动,不断作出党务机构和人事的调整,协调军政相关力量,为抗战工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李汉魂作为战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长期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以其为中心考察粤省党务,可以管窥"党政联系"下国民党的党务开展及其党权虚弱和派系纷争,从而认识到标榜"以党治国"的国民党,显然无法通过地方党务的运作在华南担当起领导抗战的重任。     

西周春秋“還(县)”制性质研究——从“县”的本义说到一种久被误解的政区组织北大核心CSSCI

"县(縣)"的本义是把人头悬挂在树上,引申为一切物体的悬挂。春秋时期晋楚齐等诸侯国出现的"县",其实是一些诸侯大国处理一些新征服土地的方式,不再把它们分封给子弟或功臣作为领地采邑,而是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并派大夫直接管理,所用的名词就是"县",意思正是直接"悬挂"在君主之下的行政区划组织,其性质是直辖性的都邑。这与"县"的本义是密切相关的。西周金文免簠、元年师簋中的"郑還"、"丰還"之"還"应是"县"的通假字,也是指周王室几个屈指可数的未分封出去的并由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由周王朝直接派人管理的直辖城邑。从性质上说,这种"還(县)"和春秋以及战国以后的"县"基本是相同的。西周春秋时的"县(縣)"及其假借字"還""寰"相当于明清时的"直隶"和今之"直辖"。     

“丰”建县考辩——对秦建县说的商榷

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中有关"丰"建县史料的进一步解读,论证了"丰"建县之前虽是沛县的一个乡邑,但却有着与沛县城一样规模的城池,这样,在沛县就形成"一县两城"的局面,也使"丰"有了另外置县的基础。到了汉高祖时期,"丰沛"分离,"丰"终于立县。由此,以上论证对有关论著中将"丰"建县时间提前至秦末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     

陈开瑞馆员逝世

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开瑞,于2010年1月4日在全州县逝世,享年94岁。 陈开瑞,曾用名关玉,生于1916年。广西全州县人。民革党员。暨南大学肄业。曾任第五路军总司令部政训处国防艺术社宣传部干事、代主任,广西省戏剧改进会常务编审,广西桂林学校教导主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少校视察,国民党全县县党部书记长。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20世纪50年代中国渔民行政区置废初探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发动渔民进行民主改革为目的而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设置的诸多渔民行政区即属此类。渔民行政区又名水上行政区,正式定名于1952年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渔民工作的指示》中。在相关城市设立市辖区"水上区",在沿湖地带"按湖设治",在沿海地带以港口为中心设立渔民县、渔民区、渔民乡。本文对"水上区"和渔民县进行了政区置废的过程复原。按湖设治的洪湖县、微山县和洪泽县,沿海地带因港设治的洞头县、定海县、岱山县、普陀县、嵊泗县、珠海县得以延续至今,震泽县、雷东县、石岛县、大衢县、舟山县已被撤销。渔民行政区的置废是行政区划改革的有益尝试。     

湘西匪首改造内幕

“湘西军区和平解放官员训练班”的学员，都是败阵于解放军的原湘西地区国民党党、政、军、特、土匪中的头面投诚、俘虏人员。他们的职务是军、师、旅长和国大代表、行署专员、中、军统特务站长及县党部书记长。     

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

1929年2月13日,宿迁县小刀会突然"暴动",砸毁国民党党部和学校,绑走党员和教职员,持续三日之久。这次"暴动"与同年3、4月发生的另两起刀会"暴动"被描绘为旨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治改革。与事件无关的极乐庵之所以成为主角,与宿迁国民党党部"庙产兴学"的政治意图不无关系。小刀会事件引发的极乐庵庙产纠纷案,是地方社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庙产兴学"、"反迷信运动"的因应。     

国民党政府国防会议等四机构组织史料选

国防会议、国防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先后为国民党政府最高国防决策机构。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抗战期间党、政、军的统一指挥机构,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特选辑这组有关该四机构的机构组织史料,供研究民国政治史同志参考。     

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东北党权的归属,成为奉系能否独控东北政权的关键。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在与国民党不断争夺东北党权的同时,奉系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     

贵筑剿匪（中）

再占青岩 1949年11月15日下午,解放军进驻花溪,负责接管贵筑县的十中队前梯队也于第二天抵达花溪。在部队配合下很快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参议会。同日,刘登朝、逯怀治奉命随部队至青岩接管镇公所,青岩人民政府随之成立。县委决定由朱强、刘登朝、孙自文组成中共青岩区委员会,朱强任书记,刘登朝任区长,孙自文任委员。为巩固新生政权,县委决定派一个武装班到青岩,以其为骨干,把各乡的原乡丁集中到区政府成立区武装队,由区政府统一指挥,并配备了轻机枪3挺、榴弹筒1个和部分枪支弹药。武装队的建立对旧乡镇人员起到了震慑作用,为接管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于兰溪建置沿革的几个问题

中国朝代有年号,一般认为始于汉武帝。此后,每个皇帝均要建元立号,直至中华民国。大多有关兰溪的志书记述兰溪建县于唐咸亨五年(674年),但各种权威工具书都认定公元674年乃上元元年。而且实际上,唐咸亨只有四年,并没有五年。武则天于674年改帝号为"上元",并从这年的八月开始了她的"天后"时期。兰溪的建县时间,恰好在这年的八月,正好进入了上元元年。文章认为,大概是当时的史官站在正统观念上,对武氏女皇执政,心存腹诽,因而长期不愿改用新的年号记事,故而将兰溪建县时间记为咸亨五年。     

茂名县得名解释的历史演变研究

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浅论秦简中的县啬夫

"县啬夫"不见于正史记载,以往人们对其所知有限。云梦秦简的发现,使我们对县啬夫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对简文和史料的分析可知,县啬夫是对县长官的称谓。     

东汉度辽将军府驻地考实

东汉明帝为隔绝南、北匈奴"交通",防止南匈奴部分贵族成员叛逃漠北,于永平八年(65)采纳郑众的建议,在五原郡曼柏县设立度辽将军府及度辽营。关于曼柏县城的地理位置,自唐以来的诸多学者虽提出大略方位,却与事实相差甚远。《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曼柏县城具体标绘在达拉特旗马场壕村附近,但也有失精准。作者依据文献记载判定,曼柏县城在黄河之南、河阴县城东南、沙南县城西南、美稷县以北的区域内,进而认为曼柏县故城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黑庆壕村西的黑庆壕古城。度辽将军府在黑庆壕古城西南部的内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