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寄语

正这一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4篇青年学者的论文。郭涛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指出,库朗热在1864年出版的《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在近年中国古典学界引起关注的主要原因是该书体现出19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发生的密切关联。白雪的《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葬仪》考察     

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向——评奥斯邦新著《希腊文明的形成》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希腊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继续研究古典时代希腊史的同时,大力加强对早期希腊、特别是荷马社会和古风时代的研究。1952年,英国年轻的工程师特里斯成功解读了线形字B,证明它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从而为迈锡尼明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不过,对迈锡尼明的深入研究表明,无论是在制度上,     

古代希腊宗教：一项“长时段”的考察

人们通常所说的“希腊宗教”是指古希腊人从古风时期（公元前776至479年）到基督教胜利之前的宗教。它拥有前希腊宗教、印欧宗教、米诺斯-迈锡尼宗教和近东宗教等多个源头。它是黑暗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至前776年）至古风时代初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新老宗教元素融会和革新性重组的产物。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宗教成型。一直到基督教最终取代它时,其间它虽经历了持续的发展,但在性质、特征、基本内容和总体框架上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取代希腊宗教,并不在于基督教具有优于希腊宗教的天然的优越性,而主要是由于罗马帝国官方基督教化政策对希腊宗教的强行压制和取缔。基督教取代希腊宗教并非一蹴而就,并且遭遇到了来自希腊宗教的抵抗,希腊宗教的若干因素最终仍得以保留并为基督教所吸收,这些也都证实了希腊宗教的“长时段”的生命力。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林多斯 见证希腊化时期最美的艺术篇章

正林多斯格局独特,整个古城围绕着一座巨大石头山上的卫城而铺展开。与希腊雅典卫城齐名的林多斯卫城,在经历了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考古发掘后,人们逐渐惊叹于它的保存之完好,古风之盎然。就遗址本体的信息量和震撼力而言,林多斯完整保留了古希腊艺术从古典时期向希腊化时期转变过程中最为精彩的建筑、雕塑等艺术遗存,让今人能够触摸到那一繁盛时代的气息。     

略论古代希腊农业经济与历法

古代希腊历法的制定紧扣农时。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可能就有了阴历;希腊人在世界上首先基于科学知识按阳历规则置闰月。古希腊人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希腊人的统一国家,因而没有共同的纪元。地方性的纪年让古今历史学家在探究各地区相互关联的事件时,把奥林匹克纪年当成了希腊定年的一个重要标杆。要把古代雅典的日期与公历对应,往往不得不面对来自节日历、议会历和月相的误差。     

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自然环境是影响古希腊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半岛山脉纵横,内陆的交通异常不便,从而使各城邦之间相对封闭,各自为政,难以统一。同时,希腊半岛多山阻隔的地理形势,造成希腊半岛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稳。而这种由地理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加剧了各城邦的分立。三面环海使古希腊航海业发展迅速,加强古代希腊奴隶制城邦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同时频繁的海外贸易活动,也使希腊人练就了善于探索,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但岛屿众多耕地有限无法满足人口的增长的需要,于是古希腊人开始了海外殖民活动。古希腊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古埃及文明和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使得古希腊易于吸收两大文明的积极因素,达到文明的顶峰。     

人地关系

世界上的第一份地图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之手,时间是公元前6世纪。在哲学家们眼里,地图是对地球和世界的解释,借助几何学和天文学,地图确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从希腊人殖民地中海、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小亚细亚、罗马人扩张、十字军东征、大航海时代来临,直到近现代,伴随着人类的探索和发现,地理学延伸和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将学科的视线,超越了古希腊时代“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范畴。     

人地关系

世界上的第一份地图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之手,时间是公元前6世纪.在哲学家们眼里,地图是对地球和世界的解释,借助几何学和天文学,地图确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从希腊人殖民地中海、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小亚细亚、罗马人扩张、十字军东征、大航海时代来临,直到近现代,伴随着人类的探索和发现,地理学延伸和扩展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将学科的视线,超越了古希腊时代"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范畴.     

人类学视角下的东北地区汉族丧葬习俗——以黑龙江省双城市梁家屯为例

葬礼出于对死者的敬畏和仪式的繁琐,使整个过程充满了神秘感,参与者和旁观者对葬礼的理解也不同。仪式背后也体现着包括生者对逝者敬畏、生者表达仁孝的意义。通过个案调查,对东北农村一位七旬老者的葬礼过程进行详细的描述,并对该仪式进行分析,从人类学的视角对该葬礼重新解读,从而发掘出仪式背后的深层意义。     

仪式经济视角下的二次扰乱葬：以东灰山墓地为例

墓葬遗存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一切墓葬遗存的形成都是葬仪过程的直接结果,而葬仪过程是由生者主导的。传统墓葬分析多侧重于随葬品等物质遗存,而对墓葬考古情景形成背后文化过程(即葬仪)的思考和研究甚少。因此,通过对墓葬遗存及其背后所反映的仪式过程和相关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是理解和重建史前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运用仪式经济的视角,尝试从葬仪过程的经济维度对河西走廊东灰山青铜时代墓地的二次扰乱葬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该墓地葬仪背后反映的社会动因和机制。     

宗教改革与近代早期伦敦葬礼的变迁

近代早期英国经历了曲折的宗教改革,大部分伦敦居民的死亡观念和葬礼实践随之发生了变化.在灵魂得救上,他们接受了"因信称义",摈弃了炼狱观念.在墓地的选择上,由于宗教改革缩小了教区墓地的面积,中间阶层与精英阶层争夺教区内最神圣的墓地--教堂,普通市民不得不葬入郊外新建的墓地.在葬礼仪式上,减少了许多天主教性质的仪式,世俗机构纹章院对葬礼的控制进一步加剧了葬礼仪式的世俗化.归根结底,新教的"入世禁欲"观念极大地推动了葬礼的变迁,同时,节俭、谋利的资本主义精神贯穿葬礼变迁之始终.     

古希腊人的奠酒仪式——以荷马史诗为例

奠酒在古希腊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仪式,对其功能和意义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希腊人的文化思想。本文从具有代表性的荷马史诗的叙事文本入手,将史诗中出现的奠酒分类进行考察。研究认为,古希腊人的奠酒是一种工具性的仪式,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联结,既体现了古希腊人的价值体系也反映了他们的天地观。     

古希腊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

古代希腊人在创造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民族性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婚姻观。本文试图从婚姻制度、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方面揭示古希腊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从而加深对古希腊妇女地位的认识。     

古代希腊城邦的形成

古代希腊城邦是迈锡尼专制王权崩溃后,"黑暗时代"获得自由的农民公社城市化和政治制度化的产物.它是在古风时代初期通过"居地统一"运动确立的.除了这种"典型"的城邦外,希腊还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国家--"部落"国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有无中心城市.     

从现有资料看希腊城邦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

关于古代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问题,学术界争议较大,这主要是源于史料的有限以及对史料解读的角度不同。本文从现有史料出发,在对希腊城邦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经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古代希腊城邦经济的发展呈动态之势,古风时期是农业经济占主导,而古典时期呈工商业特征。     

古希腊城邦疆域及其权力秩序

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组织的基本要素。古希腊城邦疆域一般由城区和乡村构成,不同城邦疆域的构成及居民分布差异较大。城邦疆域的边界不易确认和划定,存在自然山川、人为建筑以及悬置的边境地区等复杂形态。疆域不仅体现城邦的空间秩序,还反映了城邦的权力秩序。在城邦内部,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绑定在一起,疆域变动与城邦内部权力秩序密切相关。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除固定的本土疆域外,均拥有受各自权力支配的“城外疆域”,这是它们在古风和古典时期主导希腊城邦秩序的重要基础。     

浅谈古代中国与希腊政治制度差异的经济因素

古典时代的希腊与先秦时代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的两大文明古国,影响之大,众所周知。本文着重从经济方面论述这两大文明政治制度的差异。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经济结构差异的初始状态;二、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差异;三、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经济结构差异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差异;四、希腊民主政治和古代中国专制政治的最终确立。     

苏菲主义教团女信徒迪喀尔(Zikir)仪式的功能分析

苏菲主义教团的迪喀尔仪式活动之所以能一直延续下来,与它具有一定的功能是分不开的。笔者试图通过对"恰依"仪式、婚礼、葬礼等外部延伸的日常民俗场景进行深度描述和比较,对迪喀尔仪式从宗教、社会两方面做仪式的功能分析。     

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的勃兴背景:一项历史学的综合考察

丰富而悠久的前城邦时代的宗教文化遗存,前城邦时代向城邦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契机,以及公元前8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政治形势,共同构成了古希腊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勃兴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从本质上讲,古竞技会的勃兴,体育竞技联袂于泛希腊节庆,反映了长时段的古希腊宗教文化积淀的成果,顺应了古希腊世界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昭示着城邦公民政治崛起的新的历史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