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人法”入“顺治律”考——兼谈“逃人法”的应用

逃人法与圈地、投充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弊政。逃人法旨在阻止旗下家奴①逃走以维护满洲为主体的旗人利益。明清鼎革后,逃人法曾多次修改。②多尔衮摄政时期,逃人法一度被纳入顺治律,称"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     

八旗都统在清朝政治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1644年清军进关,夺取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在占领北京后,继续镇压农民军。随后,又接连击破在江南地区所建立的南明各个王朝,并向西南、西北地区进军,终于攻占了全国。满族贵族在征服全国过程中,推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诸如,圈占汉人土地,强迫汉人投充为农奴,严酷的“逃人法”等等。特别是薙发易服命令的发布和强制执行,激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全国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长达二十年之久。 长期的战争影响了八旗制度,使之发生了     

清初桐城方氏两次遣戍东北考

清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又拉拢又打击的两面政策。桐城方拱乾、方孝标、方登峄一家,先后两次遣戍东北,是清朝统治者镇压政策的直接受害者。方氏一家五代人,六十年内两次遣戍东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著书立说,赋诗言志,或描绘东北边塞白山黑水的雄伟壮丽,或叙写边疆     

在危机中开创生机:评武周时期的逃户措施及其意义

武周后期户口大量逃亡,对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武则天从深远和实际的利益着手,突破常规,改变逃户的法律地位,采取积极的诱导和安抚,且辅佐刑令的宽猛相济、灵活合理的户口政策,使逃户得以复籍安身.武则天的逃户措施,是一场重大和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但化解了逃户问题所可能引起的危机,还从危机中为日益困难的财政创造生机.它的成功经验为日后朝廷制定逃户政策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也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从用严刑峻法取缔逃户,发展到以彻底修改法令正式承认逃户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过渡.     

帝国的“面子”:逃人与明代北部边疆

有明一代,逃人群体日渐扩大,乃前代所未见。为尽可能削弱蒙古、女真等对北部边疆的威胁,明朝随时势采取了一系列刷还、招徕、安置逃人的举措。整体而言,逃人刷还在加强双方往来的同时,逐渐成为一种变相的人口贸易;历经磨难重回明朝的逃人,带回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得到较为妥善的安置,但生活依旧艰辛不易。诸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帝国的"面子",逃人已然成为明代北部边疆力量的一部分。     

从内地居民逃港潮到港人北上定居潮

为数众多的内地群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3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10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港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偷渡斗争,但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来."逃港"似乎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情况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内地居民"逃港"事件越来越少,而港人北上定居则悄然成为"潮流".……     

也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长安三年括户——与孟宪实先生商榷

大谷文书 2 835号是一份研究唐代括户的重要文献 ,由文书来看 ,敦煌县在长安三年括户中的态度是积极的 ,李峤有关逃户对策的变通性建议在此次括户中也已被部分采纳。逃户的原籍地政府与逃户的寄居地政府 ,对于不同括户政策的态度很不一样 ;大地主在政府括户时的特别动向 ,主要不是表现在言论上 ,而是表现在行动上 ;逃户的发生会影响到原籍地的租税 ,而逃户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问题而非括户政策本身。     

北宋社会经济影响下的钱币文化

一北宋经济发展环境北宋结束了前朝兵荒马乱以及国家土地的割裂状况,人们生活得到了稳定。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颁布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提高商人地位,保护商人利益。经过统治者的政策扶持,商业大有起色,手工业以及农业都得到更深入的开展。宋代商业活动繁荣,如张泽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可见。     

明清易代后的国家治理指导思想

正17世纪中叶风云际会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明、清、明末农民起义军三大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角逐,清朝成为最后赢家。这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改朝换代。由于清初统治者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生活方式行使统治,推行诸如圈地、缉拿"逃人"等暴政,用农奴制取代地主制和租佃制,不惜用武力高压手段强迫汉人"薙发""易服",改变汉族几千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制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因而满汉矛盾     

论十六国时期胡人政权速亡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迷失与信念——出东京记

地震、核阴影笼罩下的日本,日本人,华人,西方人的众生相,仓皇与淡定,逃离与坚守,迷失与信念,有得逃与没得逃     

明初社会生活中的蒙古人

多年以来,史学界对明朝在北部边防和蒙古统治集团的战争论述颇多。对于留居在中国内地特别是明朝辖区内的蒙古人则鲜有论述。笔者在考查了这些蒙古人在明初社会生活领域中一系列表现后,既充分肯定了明初统治者采取妥善安置和任用政策,也对这些蒙古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清前期中俄俘虏、逃人视角下的黑龙江地区移民(1644-1735)

清前期中俄间俘虏、逃人问题是中俄边事交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黑龙江地区移民的类型之一,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不足。本文拟就中俄逃人、俘虏视角下移入、移出黑龙江地区的移民略作论述,敬请指正。     

五代时期东南诸国的政策与经济开发

五代时期,由于东南各国的统治者都能实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使各国经济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且在唐代的生产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东南各国的统治者推行过哪些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如何？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粗略探讨。众所周知,五代是个分裂...     

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不容歪曲——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著作中的几个流行论点

一九三八年英、法、德、意四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懊丧地说:“‘绥靖’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①正是由于慕尼黑协定彻底暴露了英、法帝国主义纵容侵略战争的阴谋,西方的卫道士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统治者的“荣誉”,一直殚思极虑地在为绥靖政策进行辩护,为张伯伦、达拉第之流开脱罪名。     

宋代士人落第后的选择

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比前朝大为增加,士人落第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在科举诱惑的影响下,有的继续从事举业,有的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僚队伍,而大部分人因为财力等各种原因从此与科举无缘。宋代统治者推行崇文政策,优待士人,提高文官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文     

元代逃奴問題與國家權力

元代逃奴案件反映了元代社會的諸多特色,其中"軍驅"的逃亡與元代軍事制度乃至整個國家機器有密切的關係。在追捕逃奴的問題上,軍人通常能繞開地方政府,而普通使長則要受地方政府的限制。朝廷默許軍人追捕逃奴時有使用武力的方便,這是出於國家自身的需要。儘管朝廷也爲了使長的利益而制定逃奴問題的對策,但國家權力的支配遠遠淩駕於主奴關係之上。     

福州沦陷期间日军暴行

民国30年（1941年）、民国33年,福州两度沦陷。期间,日寇暴行罄竹难书,许多民众不堪忍受,纷纷出逃到内地避难。福州市第一次沦陷时人口37．66万人,有难民9．3万人,逃出5．7万人;第二次沦陷时人口25。8万人,有难民8．05万人,逃出4．87万人。     

明朝土司制度述略

明朝土司制度述略李世愉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这些官吏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目的。土司制度的建立、发展及衰落,反映了历代统治者治边政策...     

论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

唐朝首次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在法律文本中使用“盗耕种”作为法律术语，并制定专门的《盗耕种法》;宋朝继承并细化了唐朝的《盗耕种法》,新增《匿税法》等，司法具有纠查逃税的财政效果。唐五代和宋朝为了鼓励他人合法耕种大量存在的私有逃田并交纳赋税，多次调整逃田产权处置制度，宋朝还制定了《逃田法》,作为与《盗耕种法》并行的经济法规，均表现出以是否交纳赋税作为判决盗耕种逃田的关键依据的司法倾向。综合来看，唐宋国家对以私有田产为主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有前提，或者说是有限度的，一旦国家财政利益与维护私有财产权益发生冲突，司法优先考虑的是保障国家的财政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