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遗嘱辨伪

历史上许多假托伪造、穿凿附会的事情被人以讹传讹、假亦作真。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曹操生前曾留下两份遗嘱,一为《终令》,一为《遗令》。然而,将它们互相对照,细细分析,便可看出两者互有牴牾之处。究竟孰是孰非? 《曹操集·终令》原文是这样的: 建安二十三年     

哀牢与南诏的关系

《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永昌郡,古哀牢国。”即保山在西汉以前,是古哀牢国地。而南诏则是在唐代——以今大理为统治中心的新崛起的国度。但在《蛮书》、《白古通纪》、《南诏野史》等史籍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说：“南诏”本“哀牢”后裔。其渊源历史根据是什么呢?     

牂牁江──北盘江起的珠江

自从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江”的记载以后,江今为何水？历来众说纷法。本文认为,从狭义来说,牌河江即今北盘江、盘江,广义指今北盘江起的珠江。一、样可江——北盘江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东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皆说：“夜郎者,临样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夜郎所有精兵可得1一余万,,浮船样订江,出其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西汉番阳（今江西部阳）县令唐蒙“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榨关（今四川汉流东南）入,遂见郎候多同”。后来,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今四）I;宜…     

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

我国封建时代有封爵和调庙的“圣贤”人物,往往其后裔有家志记载其一生行事、年谱、祠庙、祭把制度、后裔世系、历代封爵及对后世子孙的优待等内容。如记孔子及其后裔的《阙里志》、记颜渊及其后裔的《陋巷志》、记曾子及其后裔的《宗圣志》、记仲由及其后裔的《卞里志》、记盂子及其后裔的《三迁志》、记周敦颐及其后裔的《濂溪志》等。以上这类志书,《四库全书》一概未收,仅列存目。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这些存目书载入“史部·传记类”。这种分类方法容有未当。因为这些书并不是仅仅记述“圣贤”人物本身的传记,而是以大量篇…     

清代双城堡地名的由来及其建制新考(上)

<正>关于清代双城堡地名的由来及其建制时间,晚清庚子年(1900年)出版的《吉林通志》(下称《通志》)早有历史定论。《通志》卷十二·三十页记载:清"嘉庆十七年于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双城子地方,移驻京都八旗垦荒,十九年委协领统之";《通志》卷五十·三十页又记载:"嘉庆十九年设双城堡,委协领一人,佐领二人,骁骑校二人"统之。《通     

常安的文艺理论

常安,叶赫纳拉氏,字履坦,满洲镶红旗人。据《奉天通志·人物志》、《八旗通志·艺文志》、《八旗文经·作者考》《雪桥诗话》等著作记载可知,常安为康熙癸酉年举人,任山西巡抚椽史,不久又提拔为理事通知。雍正初年,他转任山西济宁道,后累迁贵州布政使、江西巡抚,补盛京兵部侍郎,转刑部侍郎,出任漕运总督,乾隆年间官至浙江巡抚;一生为官,转任多处。常安著作颇多,主要的有《受宜堂集》、《受宜堂驻淮集》、《廿二史文钞》、《古文披金》、《澄观楼倡和诗》、《明史评》、《从祀名贤传》、《箕踞冷语》、《遁甲吾学编》、《受宜堂居宦说》     

贵州第一个状元曹维城是福泉人

贵州第一个状元曹维城何处人氏 ?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等书记载是贵阳人。如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说 :“曹维城 ,字价人 ,贵阳人 ,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第一 ,官副将”。但随着地方史志研究的深入 ,王永祥、周泽林两同志从历史文献中发现清康熙、雍正年间 ,曹维城是平越 (今福泉 )人。在新编《福泉县志》的《平越进士名录》表所列的 2 3个文武进士中 ,有姓曹的 2人 ,即曹元肃、曹石 ,2人皆为武进士。曹元肃和曹石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和曹维城又是什么关系呢 ?据光绪《平越直隶州志》记载 :“曹元肃及其孙曹石为平越人”。很明确的告诉…     

新发现有关徐福资料二则

一、徐氏族谱最早献出有关徐福的《徐氏族谱》,是徐福川代孙、贵州铜仁地区卫生学校讲师徐世汪。《徐氏族谱》明确记载：“受姓祖,讳福,善医药,受秦皇旨意,东渡海上,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未归,祖婆卞氏。”（见《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贵州钢仁徐福后裔考》）这一重要资料发现之后．罗其湘教授据此资料提供的线索．随去上海、浙江、南昌。临11;等地作调查,寻根追源,并发现浙江都县《北宋徐氏宗谱人《台州徐氏谱》和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等．均有与贵州《徐氏族谱》记载徐福的相同内容。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     

孙叔敖“三相三去”考

孙叔敖 ,春秋时楚国令尹。传世典籍中常见孙叔敖“三相三去”的记载 ,即孙叔敖曾三次出任楚相令尹这一职务 ,又三次辞去之。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如 :《庄子·田子方》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 :‘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 ,三去之而无忧色。’”《荀子·尧问》 :“孙叔敖曰 :‘吾三相楚而心卑。’”《吕氏春秋·知分篇》 :“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 ,三去令尹而不忧。”此外 ,《淮南子·汜论》、《史记·循吏列传》、《史记·邹阳列传》、《新序·杂事第三·齐邹阳客游于梁》等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述。与孙叔敖的事迹相类似 ,典籍中又记春秋时楚国令尹子…     

板楯蛮为氐羌后裔说质疑——与《羌人·巴人·土家族》一文的几点商榷

读了《羌人·巴人·土家族》一文,颇有收获。此不失为研究巴蜀史及土家族史方面的重要论文,文中运用文献记载、民族语言、文物考古及民族学诸资料,对古羌人与巴人、土家族之间的渊源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发”人刍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着一支被称作“发”的古代居民。《逸周书·王会解》记作“发人”,《管子》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记作“发”,《大戴礼记·少闲篇》则记作“北发”。 《管子》一书的《揆度》和《轻重甲》篇均有“八千里之发、朝鲜”的记载。春秋时期,燕与朝鲜(箕氏朝鲜)东西相接,发人自不会在二者之间,而应在燕之东、朝鲜以北求之。 发,《集韵》注为:北末切,入声,末韵。郭沫若认     

浅说辽代马盂山

欧阳修诗:“马盂山西有落霞”。《辽史·地理志》:“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来,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氵黄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马盂山的名称始见于辽代,乃辽域著名山脉,以至于后来的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诸多相关史料记载也多有涉及。按《辽史·地理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马盂山有两处,一处在辽代上京道临潢府域内,另一处在辽代中京道大定府域内①。本文所涉概指辽代中京道大定府域内之马盂山。阅读史料,历代关于马盂山的记载常有出入,或者名称出现变…     

抗法名将冯子材与末代沙皇--对民国《钦县志》一则记述的质疑

为编修《广西通志·外事志》 ,我们曾广泛搜集、深入发掘广西对外关系史料。民国《钦县志·编年大事记》的一则记述 ,称清光绪十七年 ( 1 891年 ) ,“俄太子 (后嗣位俄沙皇尼古拉二世 )游历中国 ,钦慕冯子材为战胜法军名将 ,特绕道来钦谒见”。作为记述广西对外关系的专志 ,编辑室对这一记载十分重视 ,因为此前我们还不曾知道在广西历代对外交往中 ,有过如此重要的事件。感奋之余 ,我们对这则资料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提到沙皇尼古拉二世 ,我们中国人当不陌生。此人全名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 ,是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 ,最后…     

从沙捞越考古发现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交往

本文原名《沙捞越考古学》,郑德坤先生著,1969年曾作为单行本在剑桥发表,1982年又收入《中国考古学研究》(英文)一书中,本文即译自此书。沙捞越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古代为婆利国所在地,公元第六世纪初至第七世纪后期和中国有外交关系,《梁书·海南诸国列传》、《隋书·南蛮列传》、《唐书·南蛮列传》皆有记载,但这里的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和沙捞越的文化交往至少在汉代已经开始。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移民和当地人民一起,为发展沙捞越的经济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译文有删节,图版也做了省略,谨向郑先生致以歉意!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商周刖刑

商周有所谓“五刑”,史书不乏记载。《尚书·吕刑》提到的五刑是墨、劓、剕、宫和大辟;《周礼·司刑》所载为墨、劓、宫、刖、杀五刑。荆同刖,大辟即杀,周还曾改别为膑。五刑的具体内容,《周礼·司刑》郑玄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宫者,丈夫割其势,女子闭於宫中,若今宫男女也;刖,断足也;杀,死刑也。”其中的刖刑,不唯史书有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例证和形象资料。     

唐长安教坊小记

<正> “教坊”是教习音乐的机构,长安城设教坊始于隋代。《隋书·音乐志》记载,大业六年,“搜括魏、齐、陈三国乐人子弟,充配太常寺”,同时在关中置坊教习。唐代,长安城内共设有三处教坊,即内教坊和左右外教坊。内教坊唐初即已设立,《旧唐书·职官志》云:“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专习雅乐。”武则天时代内教坊曾改称云韶府,神龙后复称教坊。左右教坊的设立则在开元二年(《新唐书·百官志》),当时有乐官382人,声乐10027人。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

邪马台国研究突破有望──《魏书·倭人传》中的“一支国”中心村落被发现胡晓丁日本长崎县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１日宣布,位于该县壹峙孤岛时代的原让遗址,就是中国史书《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记载的“一支国”（注：原书记载为“一大国”──笔者）的中心...     

壶口杂考

<正> 壶口,山名,以其形状若壶口得名。这样的山形可能是不少的,一些文献记载也多有涉及。在今山西境内就有四处:吉县西南的壶口,见于《尚书·禹贡篇》;临汾县西南的壶口,见于《水经·汾水注》;长治市东南的壶口,见于《汉书·地理志》;黎城县东的壶口,见于《春秋左氏传》。其中,吉县的壶口和临汾县的壶口,相距较近,长治市的壶口和黎城县的壶口,亦非很远,往往易于混淆。若追溯本源,都是不容不加以辨解的。     

西藏穷结加麻村建叶寺

1985年6月,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在山南地区穷结县加麻区加麻乡加麻村对建叶寺进行了全面调查,现就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一、创建人扎巴·恩协巴建叶寺创建人扎巴·恩协巴家族的历史比较久远,在赤松德赞执政时,其先祖钦·多杰哲穷为朝廷大臣,并修建了桑叶寺的青塔及绛秋岭寺。钦·多杰哲穷后裔香·达嘎哇有子女6人(4男2女)。扎巴·恩协巴为长子,时名达操。据《青史》记载,扎巴·恩协巴“于壬子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2年)诞生。”达操生来聪慧,少年时代为人牧羊五年,后在漾须座前出家,起名协饶嘉哇(智胜),在师前所受毗奈耶约一年时间便在其伯父香墩却坝座前所受诸法,并求得了《夏温修法》。这时,他已诸法通达,遂在“耶”、约(有称夭)两区修建了很多寺庙。伯父逝世后,他不乐意在山谷寺     

新秦中考

<正> 一 河南地和新秦中 《史记·匈奴传》载汉武帝时,得到浑邪王的降附,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乃徒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此事亦见《史记·平准书》。后来《汉书·匈奴传》和《食货志》也同样有了记载。这是汉与匈奴关系中的一宗重要史事,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秦中在当时是一个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