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容与宗族—以山西代县为中心

山西代县的宗族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容的祭祀,容主要由祖像“影”和神主牌演变而成,且同时融合了影、神主、祠堂、族谱等诸多宗族要素的形制和功能。在其修传和管理上,能够区分和组织不同的人群。容在清代地方社会变动以及宗族庶民化的催生下得以流行,并最终成为华北宗族的重要表征。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探讨清代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权力体系的建构过程 ,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     

宗族与义仓:清代宜兴荆溪社区赈济实态

本文利用地方志和族谱等资料,对清代宜兴、荆溪地区的宗族赈济设施──义仓的发展概况作了一个案例分析,并着重探究了在义仓管理运营乃至社区赈济中所表达的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指出在清代江南社会中,宗族组织往往通过发挥其的功能性职责而不是固守系谱观念,以便在社区整合中真正达到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不可忽视族谱在地方志中的作用

我国民间有编修家谱、族谱的传统和悠久历史。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征集地方志资料的通告》中,将征集族谱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增城市志办在收集资料编修《增城县志》过程中,注意收集本市家谱和族谱。现已收集到58个姓氏的174册族谱。这些族谱保留了大量珍贵独特的史料。这些史料对编写地方志很有参考和使用价值。现简要记述如下：     

晚明华北宗族与族谱的再造——以山东青州《重修邢氏宗谱》为例

山东青州邢氏原是务农的家族,在邢玠科举成功为官之后,转型为官宦之家,成为地方望族。从万历时的邢玠开始,到崇祯时的邢彤庭,邢氏从事宗族建设,制定并实践各种宗族制度,宗族乡约化、组织化。邢氏受到宋代程颐、程灏的宗会思想很大影响,通过"宗会"复兴"宗法"。这是宋以后宗族组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以往的宗族研究重视不够。邢氏也编修了族谱,有家庙或者家堂,将御赐的祭田作为族田,还设置了宗学、义仓,族长实际上就是宗正。邢玠受到苏洵苏氏谱法以及睦族主张的影响较大,邢氏族谱着眼于睦族,收录大量宗族制度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面貌大为改观,成为重要的民间文献。晚明不仅再造宗族,也再造了族谱,完成了中国近世宗族与族谱的基本形式。     

清代宗族祖坟述略

清代宗族的祖坟,被视为安放祖宗体魄之所,地位崇高;虽为民间之事,没有像皇家山陵那样的体制,然也多所规范,墓穴空间布局,在理想的条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区制和坟丁护坟制.宗族视维护祖坟为重大事务和重要活动内容,成为宗族建设的重要环节,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反对盗卖坟山田地林木,不惜破财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遗泽,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坟的存在令族人由观念上的祖宗认同,进到组织上的建立清明会之类的团体,令族姓的天然血缘事物变成为宗族社会群体,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与祠堂、祀产、族谱共同构成宗族实体元素;祖茔还能为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学者看重,若给祖坟以应有的地位,以之为视角观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动的特点.     

清代一个山西商镇的民间灾赈史 ——以灵石县静升村为例

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文章梳理了该村从乾隆到光绪时期的灾赈史,重点考察了基层社会的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发现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业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     

离心力:姻亲关系之于家庭组织的一种影响

一、憎恶:可能潜存的一种态度一说到宗族,人们总是会强调宗族的团结理念,它与宗族的延续理念共同支撑、维护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相对姻亲关系来讲,是有族谱作为其表述机制的,其制度性也远远高于姻亲关系。的确,一份族谱即使是单单考虑它的形式,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家族的所有理念。全部家族成员共有同一份重要文献——族谱,首先它可     

"谱""志"之间: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史的构建 ——以徽州胡瞳、胡学父子为例

徽州向以历史文献丰富著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复原徽州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信息。然而,文献在记录编纂过程中,对徽州历史往往会重新书写塑造,这与多重因素相关,其中宗族、士绅的作用尤为重要。胡曈、胡学父子作为婺源、祁门胡氏的始迁祖,从南宋晚期被写入族谱,到明代晚期进入地方志,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可以窥见徽州宗族发展、土绅认同与重塑地方史的密切关联。     

谈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民间传统历史文化, 是第二轮修志的资料来源之一, 它以族规为内容, 族谱为主要表现形式。本文介绍了族谱的类型、结构以及族规的内容和约束力。     

清代徽州族谱中张廷玉、汪由敦佚文述略

清代徽州族谱中的张廷玉佚文一篇、汪由敦佚文二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张廷玉为济阳江氏作谱序,反映其史学观。汪由敦所作谱序一篇,反映其谱学观,并记述了相关宗族人物行迹;所作胡集行状一篇,反映徽商对宗族及社会的参与及控制。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

清代宗族组织是宋明以来宗族组织的自然延伸。它以“联宗收族”相标榜,以族产、族祠、族谱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族权为保证,将同一祖先名下的男性子孙及其配偶联结在一起形成半独立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势力进一步膨胀,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有深刻影响。其发展乃至膨胀的状况如何,原因何在,学术界尚无详论,本文拟对此作一探析,以求正于方家。     

广东姓氏、族群与族谱

姓氏是指个人或群体的标识符号,具有辨别性、差异性和血缘性;族群是指一地或多地同一姓氏的群体．具有同源性、认同性和民族性;族谱是指同一姓氏群体的宗族历史,具有真实性、连续性和虚拟性。姓氏、族群与族谱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姓氏才能衍生族群,族群繁盛方可修族谱。     

华安县五岳村宗族演变及族群互动关系

一 宗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宗族发展相对发达的华南地区．已然成为人类学者研究的沃土。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温饱问题的解决和财富的增加以及返乡华侨的推动．为宗族复兴创造了条件,主要表现为：祭祖联宗、编撰族谱、修建祠堂、组织乡俗活动等。在一些地方．[第一段]     

论清代乡村道德生活

清代乡村道德生活是清代公共道德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由于受地理环境、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地域文化、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地区的乡村道德生活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围绕着土地、水、安全等生存资源与乡村控制权、宗族名气和地位等社会资源而展开的。由于清代乡村并非是一个真正自治的社会,因此,清代乡村道德生活就受到了内生道德与外生道德、内生权力与外生权力的共同影响,其目的在于维持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秩序。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修志是一项光荣的事业

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将于今年十月举行第二届年会。为了给这届年会作准备,地协委托湖南省志办于四月中旬在长沙主办了省志座谈会;委托安徽省志办于五月下旬在安徽泾县主办了县志座谈会。我区哈密县志办公室的王文邕同志参加了县志座谈会。这是他写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汇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