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佛教宝卷

对中国宝卷研究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郑振铎先生,他在《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中,把宝卷分为“佛教”和“非佛教”两大类,并认为宋代瓦子(公众娱乐场所)中的“说经”就是最早的宝卷。①另一位是李世瑜先生,他认为宝卷是民间教派的专用经卷,起于明代正德年间罗清的《五部六册》,否定了佛教宝卷的存在。②两位前辈的结论,都与中国宝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不符。     

论李世瑜先生的宝卷研究

虽然在建国前顾颉刚、郑振铎等先辈对宝卷已经进行了研究,但多是编目或就篇论事,并未作全面的梳理。建国后随着反动会道门的被取缔,宝卷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建国后至“文革”前对宝卷进行专门研究的似乎只有李世瑜先生一人,他先后发表了《宝卷新研》、《江浙诸省的宣卷》并出版《宝卷综录》等,奠定了今日宝卷研究的基础,李先生在宝卷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宝卷叙录

宝卷为继承唐代变文、宋代讲经传统而形成的讲唱形式,但是到目前人们并未发现它们之间直接嬗变的资料,因为现存宝卷最早是明代的作品。从这些明代宝卷及有关史料来看,明代宝卷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宣传民间宗教教义的作品,这一类最多,它们是民间宗教理论著作,不是文学作品,二是演说佛道教传统故事的作品,比如《香山宝卷》《五祖黄梅宝卷》《黄氏女宝卷》《红罗宝卷》等。     

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宝卷来源的人类学解读——以《香山宝卷》为中心的考察

宝卷是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的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作为在宗教活动中演唱的文本,宝卷具有宗教经卷和文学故事的双重属性。不论民间宗教的刊本或民间流传的抄本宝卷,各种宝卷的作者都难以探考。因此,宝卷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香山宝卷》的作者,郑振铎和车锡伦都曾经做过研究,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宝卷作者问题的背后是源远流长的神授天书与代圣立言的神谕与劝世传统。这种传统源于代圣立言的神话仪式。神授天书正好迎合了下层民众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需要,充分利用了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了的书面典籍崇拜心理。     

明清以来闽西北的宝卷、图像与仪式

宝卷是唐、五代变文、讲经文演变而成的一种传播宗教的艺术形式。宋元以来,因儒释道三教密切融合,宝卷成为儒释道三教得以延展的重要载体。宣讲宝卷的仪式称为“宣卷”。自明代中末叶始,闽西北已有大量宝卷流传,宝卷与该地区的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宗族社会、地方神明祭祀等深具关联。本文试以田野调查所得之宝卷、图像、教谱等材料为基础,梳理该地区明清以来宝卷流传的实际情形,以及宣卷仪式与广大民间社会的内在关联。     

振录书屋知识宝卷

这部知识宝卷是张振录先生根据多年收集而整编的,其内容分社会篇、学习篇、养生篇、综合篇、资料篇五部分,包括社会知识、生活知识、文艺知识、科学知识及名胜,风光、宗教等丰富有趣的百科知识资料,特谨献给喜爱《中国土族》的众多读者鉴赏。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

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馀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宝卷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宝卷与民间宗教和民间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文史界学者对宝卷的整理和研究越来越重视。车锡伦编著的《中国宝卷总目》共收中国国内及海外公私藏书机构96家,收藏宝卷1579种,版本5000馀种,但是零落于欧美各国的宝卷仍有遗漏。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发现一批宝卷,其中不乏珍品。这批宝卷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其在海外以及东南亚一带的流布、保存和刊行,而且对于民间宗教、民间女性宗教信仰等方面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岷州宝卷文化形态综述

岷州宝卷是甘肃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发现不同种类宝卷达300多种,不同版本、抄本宝卷达3000多部,且均非静态文本,而是还在非常活跃地传承着,是丧葬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每到农闲的隆冬时节,有些村落宣唱宝卷蔚然成风。本文仅对岷州宝卷的文化形态作一介绍。     

《中国宝卷总目》补遗

一、《中国宝卷总目》的体例及贡献 车锡伦先生主要依个人之力,赖友朋之助,穷十五年之光阴,编出了《中国宝卷总目》(为论述方便,以下均称车目)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实乃研究宝卷者之梯航,裨益学界不浅,可谓厥功甚伟.车目在以往学者宝卷编目的基础上广事搜求,收罗宏富,共著录了中国国内和海外公私收藏的宝卷1579种,版本5000余种,宝卷异名1000余种.     

民间宝卷的抄写

宝卷可分为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其流通则分口头传播和文本传播。明清以来,刊印宝卷逐渐盛行,但宝卷的抄写,特别是民间宝卷的抄写也一直长盛不衰,传世宝卷在版本上以抄本为多。民间宝卷的抄写者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它与宝卷的宣演和流布联系密切。而民间宝卷抄写的流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与民间之功德意识直接相关。     

宝卷与泰山后石坞：仪式文艺与信仰生活的互塑

《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等四种宝卷是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本，已有研究多着眼于版本较多、流传较广的两种，而另两种稀见孤本也应予探究。首先，四种泰山娘娘宝卷体现出的稳定流传的“离家修行”叙事结构，其根源在于中国化的民间观音信仰方式，这是宝卷与俗民信仰生活深度绑定的体现，是仪式文艺源于信仰实践的又一明证；其次，作为仪式文艺的宝卷，并不只是信仰生活的被动反映和再现，泰山娘娘宝卷宣扬的叙事在地方传说中得到了延续，宝卷的叙事元素甚至直接促成了泰山后石坞“信仰标记物”黄华洞和白猿墓的产生。仪式文艺对信仰实践的反塑作用值得重视。     

宝卷印本形制流变考述

本文以宝卷印本为研究对象,在目验原书的前提下,从装背、扉画、字体三个方面总结其印本形制的特徵,考察宝卷从早期宗教出版物到晚期通俗读物的演变。宝卷印本之所以出现这种前後截然不同的变化,是由其文体属性的演变决定的,而这种属性的变化正是其晚期受到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影响的结果。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性进程——以常熟宝卷为例

江南宝卷的历史研究有很多成果,但大多是在吴方言区或者苏州这样的大文化区域视野下进行的,而宝卷的实际生存区域通常不大于市县一级的地方单位。以常熟宝卷为例可以发现,其宣卷活动的历史进程,既有与整个江南宝卷一致的时段分割,也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可追溯的近百年历史中,不断进行着宝卷文本的创编工作,甚至到改革开放后再次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创编高峰,许多最具当地特色的神灵宝卷,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历史悠久,皆为近百年内的新创。它凸显了常熟宝卷始终为现实生活具体需求提供信仰服务的一贯传统,这在整个江南宝卷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性特点。     

抢救《目连宝卷》剧迫在眉睫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乡麻地沟大龙山能仁寺有一部《目连宝卷》剧本。据专家考查论证,是一项全国罕见的文化遗产,它是根据唐朝《目连救母》变本演变而成的,历史悠久,艺技惊人。     

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

中国宝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间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研究宋元以来中国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农民战争、俗文学、民间语文等多方面课题的重要文献.七百年来,中国宝卷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产生、演化、流传,乃至逐渐消亡,因此,宝卷文献的整理、研究,便同一般古籍有许多不同之处.现将有关的几个问题分述如下:     

民间文化魂宝——甘州宝卷

宝卷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广泛流传于我国的西北省份。它是盛行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地方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也是一种比较古老而又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通俗文艺,其中尤以河西宝卷最为著名。甘州宝卷是河西宝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前的甘州农村最为流行,影响颇深。甘州宝卷作为一种人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娱乐,在民间源远流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珍贵的“河西宝卷”

宝卷是一种民间文学,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形式有说有唱。它的文体形式和敦煌变文很相似,又有人称它是“活着的变文”。宝卷传唱历史久远,宋以后曾经流行于全国,但不久即湮没无闻。时至今日,宝卷在其他地方已成历史,唯独在河西走廊仍活跃在人民中间。河西宝卷既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又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河西宝卷融诗、词、歌、赋、散文于一体,每本都有一首“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作为开讲偈,介绍卷本的基本内容,以便引起听众注意。如《金龙宝卷》开讲偈是：“千两黄金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恩。父母在世不…     

"中国宝卷总目提要"之编撰思路与地方性实践——以常熟宝卷为例

编撰一部合理的《中国宝卷总目提要》十分必要,但目前至少有4种困境,需要学者从"文献视域"和"实践视域"两方面去多加尝试.前者可借鉴文献目录学的一般原理并已有尝试之作面世,而后者则须以对一个固定地方的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目前尚无先例.江苏常熟宝卷蕴藏量大,种类多样,变化丰富,在全国范围内独树一帜.为之编订总目提要,既可呈现出一个区域的宝卷总貌,又可为"实践视域"的思路提供一个参照样例.其中关于分类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本族类型"和"分析类别"之间保持良性张力,以便在公共知识平台上充分展示地方性知识.     

整理本《焦循全集》出版

正焦循著、刘建臻整理的《焦循全集》,2016年9月由广陵书社出版。全书共18册,640余万字。该整理本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搜罗齐全。此前之焦循著述结集,只是选择性收录,如光绪二年衡阳魏氏刻《焦氏遗书》仅收二十二种。而《焦循全集》甲、乙两编及附录共收录著作五十九部:经类二十部,如《易学三书》四十卷、《孟子正义》三十卷等;史类六部,如《北湖小志》六卷、《邗记》六卷和《理堂日记》一卷等;子类十七部,如《剧说》六卷、《忆书》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