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雍正对生息银两制的整顿及其在全国军队的推广--清代生息银两制度考论之三

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主要根据清朝官方资料 ,从康熙、雍正两帝对比的视角 ,深入讨论了雍正时期改革整顿生息银两制度的原因、内容及其在全国八旗和绿营系统推广的基本政策与具体实施过程     

清代内务府房产经营状况探析

清代内务府拥有众多的房产。自清初内务府即开展房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方式主要有租赁、销售和开设店铺。通过房产经营,内务府获取了一笔稳定的收入,并将之应用于各方面。内务府的房产经营是皇权至上、资产增多的结果,亦是其银两生息思想的实践。     

浅谈清代旗人的生活保障措施

清入关后统治者便施行恩养旗人的政策。旗人作为八旗制度的主体,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特殊的地位。清代恩养旗人的政策分为常规措施和临时性补救措施,恩养政策对旗人的生计问题和整个清代的经济状况都有严重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浅谈清代旗人的“奢侈”与“贫困”

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康熙四年内务府佐领下阿奈借讼告其兄满都礼霸占家产为其母伸冤案并奉批题本

清代家产继承制度是清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囿于对满文档案的译读,长期以来学界对清代民人的家产继承思想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而对旗人特别是清代包衣旗人的家产继承制度鲜有专论.笔者于《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发现了三件满文题本档案,记录了康熙四年总管内务府审理佐领下人家产诉讼的全部过程,目前已译两件.[1]在此笔者将第三件译为汉文,以期为学界进一步探究清代早期旗人的家产继承思想提供便利.     

御膳房

清代管理皇室生活事务的机构称为“内务府”,内务府旗人称为“包衣人”,内有众多“陈汉军旗人”,陈汉军旗人是后金时代和清初入关前编入八旗的辽东汉族人。宫廷厨房称为“膳房”,其管理员和厨师多为陈汉军旗人,厨师头目称为“膳长”(其满语名称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化满字写成amsun janggiyen)或“膳正”(amsun da)。因此清代宫廷的炊事工作由辽东汉人掌管,其烹调而成的饭菜是辽东汉族风味。     

略论清代京旗回屯的失败

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清政府于乾隆朝开始把居住于京畿一带的闲散旗人,移往东北从事屯田活动。然而,事实证明清代京旗回屯政策是失败的。但由于它是国家组织的、在国家所有土地上进行的屯垦,既有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的可能,又未脱离国家的严格控制,所以,虽然效果不甚理想,但清廷仍然不断地推行这一政策,直至清末。     

明后期的银两制度

一、银两制度及其主要内容 明后期的银两制度并不是由明朝某个皇帝诏定的一个制度而宣告诞生的。银两制度是经明后期数朝政府陆续颁定的一系列律令而构成的综合法规,其内容很广,主要包括以银两为法货单位;国家财政收支概以银两计算;规定白银货币的形制、分等、成色标准;规定银两与钱钞的法定比价等重要法规。其中,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确定白银本位货币地位的政策制度这两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诞生的银两制度的要点所在。中国封建社会虽始终未能建立银本位制度,但在明后期,白银已成为当时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货币社会职能完备的     

“万岁发的本钱”：清代两淮盐业帑本新考

清代的盐业帑本是皇帝有偿“赏借”给盐商的信用资金。康熙至嘉庆朝,皇帝借给两淮盐商的帑本总额约计银874.2万两。皇帑对财政和盐业经济的影响,取决于盐商借本付息的方式。康熙年间,两淮盐商采取等额本息还款法,内务府收取本利,以两淮运库亏空为代价。乾隆以后,收贮运库的帑本由运司辘轳收放,盐商得此无息贷款,获得充裕的现金流。嘉庆朝廷开支浩繁,两淮盐政遂以帑本抵凑饷需,总商则以办公为名侵蚀库银,直至帑本全空、库银耗尽,盐业经济最终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中走向衰颓。清廷发帑没有明确借贷双方的权责关系,且放款机构缺乏分账核算的技术手段,是财政资金信用化失败的根源。     

银两面面观

银两的铸造工艺较特殊,了解它对鉴别银两成色很有帮助。有的银锭上带丝纹,有各种名称如细丝、粗丝、水丝、元丝等。丝纹的形成与银的金属特性和铸造工艺有关。铸造时银水倒入比银锭大一倍多的椭圆形器模中,白银在熔化中要吸收大量氧气,并在冷却时再将其突喷释放出来,形成气口,使银锭表面不光洁。因此就不能任其自然冷却,要把器模反复向两边倾斜,使银水不断附在器模纵向的两边凝固,就形成了银锭带有层层丝纹的双翅。旧时称铸银锭为“倾销”即源于此。同时还要用铁管不断向银水表面吹气,使其加速冷却,均匀释放氧气。银水凝固是由外…     

成都满城变迁探析

清代在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塞兴筑满城,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也为旗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客观上造成了满汉间的隔阂。康熙五十七年(1718),成都满城修筑。清末,旗人在经济、法律上失去特权,逐渐平民化、贫困化,至这一时期,满城则阻碍了旗人谋得生计。1913年,成都满城开始拆除,折射出成都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清代户部与内务府财政关系探析

清代的国家财政与内务府财政既互相独立又不断发生联系。乾隆三十年以前,内务府进项有限,对户部财政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乾隆三十年以后,绵延至嘉庆、道光二朝,内务府入项颇丰,其盈余银两不断拨交户部。自咸丰朝始,内务府财源竭蹶,故不得不借拨户部银两,且其数额不断扩大,远超清初。内务府借拨无度极大地影响了户部财政的运行,这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根由所在,也是学界批评的关键因素。这反映了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完全独立,国家财政作为皇室财政备用财源的命运依然未变。追根溯源,这种关系的存在不仅是维系皇权与封建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封建国家、君臣观念的内在要求。     

包衣身份再辨

"包衣"是清代旗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清代皇族的私属,由于他们双重的身份及其与皇室、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包衣群体的研究成为清代政治与旗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在"包衣"称谓的解释和身份的认识上并不清晰。本文在梳理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衣、阿哈、包衣阿哈以及家人等不同称谓的辨析,明确"包衣"是清代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不能用阿哈、包衣阿哈或家人替换。     

清代八旗养育兵制探析

养育兵制,是以月给一定钱粮米石为形式,特为养赡无产业孤独旗人而设,带有基层救助性质的清代旗人恩养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设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逐渐为历史裁汰,期间虽出现过冒顶、冒领等现象,但其在缓和八旗生计问题、补充八旗兵制、增强满族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浅议近代京津炉房及银两制度的流变

<正>银两是中国传统的称量货币,近代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货币制度,是我国仅有的货币文化,而京津两地的银两有相近的特色,略作小文浅述。一、北京的银两道光年间,直隶深州孤城村卢天宝在北京珠宝市创立了久聚炉房,铸造银两,后来卢氏亲族纷纷来到北京开设炉房,复聚、万聚、全聚、增盛、增茂、聚增、德顺等炉随后跟进。开立炉房有利可图,     

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下)

<正>八、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白银称量货币1.白银货币广泛行用,至乾隆年间渐渐形成了各地流通特色银锭的状态。清代银两使用迅速发展。各种赋税收入多以银两收取和计算,"直省解银,由布政司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司起解者为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曰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关税银。皆必倾镕成锭然后起解。"1清政府对自己收支的银两,要求倾镕成大锭方始上解,且对成色也有明确要求,"其用     

清代中期旗人生计问题的表现及历史影响

清初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勇士一路过关斩将,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作为旗人是特权阶层的王朝,清朝从政治到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体现出优待旗人的色彩,特别是其生计方面,经历了入关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到入关后由国家供养、不事工商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旗人享受锦衣玉食,国家钱粮同时,又为后来其生计困难的出现埋下祸根。特别是清代中叶后,旗人人口数量的倍增,加之其不谋职业,披甲兵额有限等因素,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渐严重化,成为清中期皇帝们急于解决,却无良策的难题。最为重要的是旗人生计问题的严重化给当时的政局和为政者的决策以及施政方针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嘉庆朝时期尤为明显,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探寻此问题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银元还是银两？

1842年8月29日,鸦片战争的失败者中国,面对一个巨额赔款。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这个数字是“2100万银元”。当时中国通行的货币是以银两计算,而不是银元。于是问题来了,此“银元”是何银元？鸦片战争的赔款为什么要用“银元”而不用“银两”呢？     

民国初年荆州驻防八旗生计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荆州驻防设立,逐渐形成荆州旗城。有清一代,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始终享受着特权,旗人靠领响生活,不用去自谋生计。这种“恩养”政策,助长了荆州旗人的懒惰,使得其有了寄生性。在清前中期,旗人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世纪以后旗人的生计问题凸显。而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碎了旗人的“美梦”,清政府的倒台使得这些“铁杆庄稼”没有了依靠,八旗制度的逐渐瓦解,使得荆州旗人愈发贫困,如何解决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托报刊资料来探讨一下民国初年荆州驻防的生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