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部司官公务生活的时与空——以刑部司官唐烜为中心

本文以一个司法部门司官为中心,在晚清大变革这一特定的时空中,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六部司官工作、假期、值班等公务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司官因部中职责的不同,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有很大的差异,负责本司具体事务的"掌印、主稿"工作强度比较大,普通司员较为清闲,甚至大部分时间可以不用进署;正常工作时间外,司官还有本衙门值班和早朝值班。同衙门中,堂官负责决策事务,不常入署,工作相对清闲,书吏因负责大量的文案、后勤工作,工作最为忙碌。六部中,吏、户、刑等部司官工作压力较大;工、礼等部司官压力相对较小。     

清代刑部与京师细事案件的审理

清代刑部作为天下刑名总汇,却大量审理京师笞杖案件,原因在于旗人尤其是皇族的特殊司法管辖以及清代京师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清初,由于旗人特殊司法管辖,内务府和八旗对于旗民交讼之案须送刑部审理;五城察院对于单旗案件,也交刑部。清中期以后,涉及皇族的案件,不论罪之轻重,均由宗人府会同户、刑二部审理。清代京师并不存在逐级审转复核制,京师各衙门送刑部之案均不拟律,这使得刑部大量审理笞杖案件以避免拖累。     

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

"乌布"是清代六部中标识司官职务名目的满语称呼,包括掌印、主稿、帮印、帮稿、管股等。掌印和主稿最先出现,并在乾隆年间形成掌印、主稿对所办事务负责的制度。嘉道时期,又出现帮印、帮稿、管股等一系列名目,乌布演化为一种与官缺分离的职位序列。官缺由吏部铨选,决定司官的资格、薪俸、待遇,乌布则由本部堂官任命,决定司官在部内的日常工作与所需承担的责任。清末新官制改革时期,又出现司长、局长、科长、股长、科员等"新乌布"。乌布进一步演化为一套新的职事官体系,与现代职官制度接轨。     

清代刑部对顶凶问题的治理

在命案逐级审转的时限压力和各层级间纠错成本的作用下,特别是掌握着地方"隐权力"的吏役的推助,清代地方顶凶生成,并能经逐级复核无异,进而递至中央。在京控揭发顶凶情弊之外,刑部通过对地方具题的案件文本进行"书面审",常能发现纰漏以查错纠弊。为治理地方顶凶问题,刑部不仅通过持续的立法工作、修订例文以因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为治理顶凶提供法律依据,还派出官员具体审办地方顶凶疑难案件。     

清代直隶的差徭

清代差徭起源于明后期一条鞭法实行后仍不断滋生的各种杂役。清代各地的差徭均具有相对稳定的规章,其摊派方式则可以分为通过特定户籍供应某项特定差徭、按里甲摊派、按村庄摊派和在州县范围内统一按地亩摊派等四种。差徭摊派方式的变化还往往伴随着乡地组织产生和取消绅户免差特权的改革。清末民初各地对差徭进行了清理,此后它仍对州县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发生着重要影响。     

汉学、宋学与清代史学

考察清代史学思想的特点,既要注意清代社会对清代史学的影响,又要研究清代史学与汉学、宋学的相互作用,以便更准确地揭示清代史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规律。     

清代武生的管理、训练与考课

清代在学武生归儒学教官监管,随营武生则归营员将弁约束。其常规月课,除骑射训练外,亦须研习兵家及儒家经典。武生岁试三年一次,学政按临主试,合格者得应武乡试。武生亦有入伍食粮、举优升监、改应文试、改捐文职、呈请游学、佥运漕粮、入营效力等机会,以助其历练发展。清代管课武生定例綦严,然武生犯赌涉讼、罢考闹考、贩售私货等弊情亦层出不穷。将文、武生员同附于儒学,并以儒学教官管课武生,使之符合传统养士"文武合一"之理想,乃清代武生管课之重要特征,亦为弊窦根源。武生在学未受到足够的军事训练,加之本身文艺荒疏,结果多是武艺不堪驰骋武场,文才亦不能决胜文闱,久试不第者,甚或为祸乡里,大悖朝廷设科初衷。武举终在清季危局中停废。     

清代康、雍、乾三帝与诗歌评议

帝王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文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清代帝王都喜欢写诗,最有影响的还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三代皇帝持续统治时间长达134年,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三帝诗歌及其诗学观既是"康乾盛世"时代风云的形象反映,是清廷文治政策的具体体现,也是帝王文化素养、审美趣味乃至个人心理的生动观照,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清代宋玉作品的摘引、著录、结集与传播

清代摘引、著录或结集宋玉作品的文献有七部,与清以前同类文献相比,著录作品的数量最多,著录宗旨追求全备,大多影响广泛.因此,我们认为,自《宋玉集》亡佚之后,清代对宋玉作品空前的,带有总结性的摘引、著录、结集,将宋玉作品的传播推向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潮.     

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是我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参照其他国家的破产法律制度中引进的一项全新的制度,是我国破产法律法规走向规范化、市场化的一项重大制度改革与创新.破产管理人治理系统的主要内容包括选任、权责、报酬、监督和法律责任等.在本文中,笔者将对如何运用和完善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进行思考,并对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的优化以及提升破产...     

清代佛山镇的义仓、祖庙与地方善举

在清代的佛山镇,义仓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地方善举,成为地域社会的善举联合体。佛山义仓的运作机制,不是对宗族公产房支轮值原则的简单移植,而是将九社八图二十七铺的里社组织融入到义仓的管理中,且在义仓管理中,力求革除豪族对义仓公产的强占,从而使义仓成为佛山地方善举的母体。在社会联结的意义上,围绕北帝信仰的祖庙,在空间和象征上成为佛山镇公共管理的黏合剂。     

旱灾、饥荒与清代鄂尔多斯地区蒙地的开垦

清代鄂尔多斯蒙地开垦是在明清小冰期中较为寒冷的气候大背景下进行的,区域人类行为与干旱及旱灾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与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旱灾、饥荒导致区域农牧业生产萎缩、社会凋敝有异的是,愈是干旱及旱灾多发、严重,鄂尔多斯蒙地开垦规模愈是呈扩大之势。开垦蒙地是蒙汉应对旱灾、饥荒的一种手段,干旱、饥荒成为清代鄂尔多斯蒙地农业垦殖不断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这对于重新认识干旱等灾害性天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有益与不利的影响,深化全球气候变化与区域人类行为关系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辽代北、南宰相府地位的变化及其宰相职位设置与选任

辽朝北、南宰相府的地位及职权,在北、南枢密院设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世代为北、南宰相府宰相备选的家族、部,也并非完全如《辽史》所云。辽代北面官北、南两宰相府宰相设置应为各有两位。《辽史》中,北面官的南府宰相与南面官宰相相混淆的情况当非个别。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清代广东贡院:考古、文献与历史

正贡院是科举考试举行乡试的考场,又称贡闱、棘围、贡场。最早出现在唐代,其后贡院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至清光绪年间,全国共建有顺天(北京)、江南(南京)、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甘肃17座贡院。广东贡院是清末四大贡院之一,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     

清代、民国时期的陕西社火脸谱

社火脸谱是陕西社火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美术形式。据目前资料来看,清代至民国是陕西社火的兴盛期,当时的民间艺人们为传承和学习的方便,曾绘制有很多的社火脸     

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以礼金变迁为切入点,以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为例,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透视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有乡土格局已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层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伦理纲常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清代的署、护督抚制度

署、护制度是清代督抚制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台湾学者傅宗懋的专著<清代督抚制度研究>①,还是诸多见诸学术刊物的专题论文,都对清代的这一制度视而不见,因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试图以晚清署、护督抚为例,对清代署、护督抚制度作简单梳理,谨企抛砖引玉.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

缙(搢)绅录①,是古时载录全国范围职官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等基本情况的专书。缙绅录的编纂,大约源于南宋之《班朝录》,据宋人洪迈记载:"绍熙四年,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