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份与缘:民间信仰观念与人群结合——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因缺乏统一教义和组织形式而被杨庆堃先生归为分散性宗教,但是这种分散性的信仰形式却与世俗社会的制度和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以闽南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当地民众宣之于口的三个信仰观念——"灵""份"与"缘"以及相关实践,从信仰观念的共享和实践的角度,展示了民间信仰神明与庙宇网络的形成以及民间信仰的弱关系与地缘、血缘强关系的结合,从而围绕神明信仰形成了超越社区、地域甚至跨国的信仰共同体。     

图像与灵应:宋代佛教和道教绘画艺术

<正>宋代美术评论家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一书中提到,部分收藏家无意收藏佛教和道教绘画,因为宗教画是关乎信仰的神圣图像,而非普通的艺术作品,收藏这类画作可能会招致对神明不敬的指责[一]。郭若虚在书中还记述,在其所处时代某些道教画家声称自己画花卉于墙,即可招来蜜蜂,甚至有人宣称自己能借助笔墨唤来双龙降临。这些奇异之画"皆出方术怪诞",被郭若虚归为"术画",     

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

本文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证实,在闽侯县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中,"灵验"是人们对神明的最主要的期望,即"有求必应",而"感恩"则是信众对神明灵验的回报,即"有应必酬"。信众得到"神助"的前提是信仰必须虔诚,"心诚则灵"。作为回报,信众除了信仰更加虔诚之外,还需要以物质或服务回报神明,即"还愿"。这种回报神明的方式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沟通仪式,这也是宗教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回报神明实际上也是回报社会。     

四神兽花钱赏析

<正>泉友的这枚四神兽花钱,制作精美,图文深峻,直径35.5mm。正面是变形的篆书文字"大吉羊",古代"羊"通"祥"字。《说文解字》:羊,祥也。所以钱文就是"大吉祥"。钱背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称四象,中国神话中的四方之神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源于中国远古的星宿信仰,而不是道教,直到两汉时期才被道教吸收成为四灵神君。这枚花钱与天文星象还有一定的关系。     

湘东地区的包公信仰

在湘东地区包公信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该地区存在的神灵附体现象进行了简略介绍,动态地刻画出湘东农村地区的信仰需求和行为方式,补充了有关南方汉族地区"萨满仪式"的研究。根据当地包公信仰生态的独特性,着重论述了"神媒"与"当地庙宇"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之对应的传统文化体系的种种适应性改变,正是回应这种诉求。     

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天乙”滑石猪与司命信仰——也谈玉石猪手握的丧葬意义

南京江宁上坊谢家山出土一对滑石猪手握,其腹部的"天"、"乙"刻铭应连读为"天乙",即古代星官和神祇"天一"的别写。在汉六朝时期的观念中,天一与北斗有密切关系,都属于司命信仰的一部分。此信仰汉晋时偏于北斗,多见于一般文献;六朝时偏于天一,多见于道教文献。汉六朝时期流行的玉石猪手握即是此种司命信仰的表现。由于在六朝时,其中北斗部分已由七星板来代表,玉石猪更偏向于天一的部分。这一倾向可能与道教对传统信仰的继承和发展有关。     

五显信仰的实质及与道教的关系——对徽州婺源县灵顺庙的考察

我国的五显信仰最早产生于徽州婺源县,实质是关于人体五脏六腑的信仰.这一信仰的形成是由婺源县在道教中的信仰决定的,具体的形成过程可能还受到道教<黄庭经>和<福德五圣经>的影响.婺源县的五显信仰对我国东南地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与华佗信仰

华佗信仰的成因与道教有关。华佗与道教关系密切,其出生与游学环境均为道教盛行的地区,其本人亦染习方术,是以后世将其神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和过渡,华佗信仰最终确立于唐宋。其最初为地方信仰,由于民众祛病求福的功利心理以及三国故事深入民心,其后逐渐通过庙宇祭祀、神话传说和节日庆典等形式在明清广泛传播。     

谈徐渭的道士身份及其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徐渭是名的学家．但对于他的道士身份和道教信仰．很少人注意到。本从徐渭的号、颠狂不拘礼法、学道经历、与道士的交往、有关道家道教的主张等不同方面考证了徐渭的道士身份及其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以求有利于深人认识徐渭和他的学创作。     

技术情境中的国家礼制与地方神明崇拜

北宋时期“神舟”远航高丽的盛况两度出现,这不仅在宋廷企图恢复朝贡秩序的实践中展现了明州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使得明州地区的海神崇拜走向“标准化”。“神舟”出使归来后,明州的船舶生产、神明崇拜在技术与制度的语境中保持关联、互动。国家通过持续褒封神明的方式将地方信仰文化纳入国家体系,增强了文化认同感和社会稳定性;在新的技术情境中,明州地方以神明崇拜为媒介贴近国家正统,由此形成的不同于官方崇奉秩序的地方神明崇拜展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情景。     

白发平江

正江南有一首著名的民歌《姑苏风光》里唱道:"上有呀天堂,下呀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哎呀两处好地方,哎呀哎哎呀,哎呀两处好风光。"听着听着,突然发现,写歌词的人似乎忘了,苏州除了山塘街,更有平江路。这条主干道全长不过1606米的老街,堪称苏州古城的缩影。早在北宋徽宗年间,朝廷擢升苏州为"平江府",直至朱元璋打败张士诚,改"平江"为"苏州",这就是当地老话说的"先有平江路,再有苏州府"。     

神明的正统性与社、庙组织的地域性——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社会史考察

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毁庙事件的性质和渊源,学界多从信仰上帝为独一真神,反对偶像崇拜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依据实地调查及对各类官私文献的重新释读,指出在明清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确立的过程中,浔州府地方往往将社、庙神明正统化并依赖其来维系既有地方社会秩序,清中后期更以社、庙祭祀为中心形成了村落联盟组织。这样的地方信仰及组织深刻影响了拜上帝会的形成。在与正统神明崇祀及村落联盟组织的激烈斗争背景下,拜上帝会一系列的毁庙举动,表面上以打破民间偶像崇拜为旗号,实际上蕴含了对抗当地村落联盟等地方组织的族群政治意义。对此事件进行深入剖析,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的发生发展有其更为复杂的地方历史背景。     

“约纵连衡”与“庆叙亲谊”——明清以来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

从历史变迁的维度,考察明清以来番禺地区迎神赛会的结构与功能。番禺地区的迎神赛会,以神明崇拜为核心,以神明显圣的神话传说为信仰动力,人们通过神诞中的仪式展演,象征性地建构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的神及祖先之间的关系。人神互惠,是迎神赛会之所以能够延续的稳定的结构,也是其信仰基础。由于社会的变迁,随着这一稳定结构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此消彼长,借迎神赛会"约纵连横"的防御性功能日渐消失,而"庆叙亲谊"的联谊性功能,则逐渐成为迎神赛会的主要功能。     

粤东石窟河道的商贸、庙宇与地方社会——蕉岭县新铺镇的初步考察

石窟河流域是岭东商贸与移民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围绕着水上运输而兴起的墟市经济、商业贸易、庙宇建设、神明崇拜以及移民活动,对当地地方传统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窟河上的航运与商贸活动促使社区宗族、神明信仰等权力化网络的建设,导致地方传统社会的整合与形成。本试以蕉岭     

五将信仰与明清时期府江中游地区社会变迁

五将信仰是府江中游地区最为重要的民间信仰,其形成与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变动息息相关。五将信仰中的不同元素事实上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被不同的人群添入其中,而这一过程又全息地投射出明清时期府江流域社会变动中的重大历史问题。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     

《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补遗

《文物》1986年第7期刊载了《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发表了丰富的资料。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了解一些有关墓地的情况,现补充如下,以供读者参考。原简报称墓地所在的山名为"鳌凤山",但该山当地白族语自古相沿称为"由之等",译为汉语为"松子头",盖因古代山头多生松树(现已无存)而名。地方上白族语称松为"由",又白族语称羊也近于"由"之音,故此,从古到今,讹将此山名通写为汉字     

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论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

"民俗精英",专指那些仅限于在特定民俗事象中具有明显的话语权和支配力,并且实际引领着该项民俗的整合与变异走向的个人及其组合,与"地方精英"在一个地方的多项甚至全部事务上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力有很大不同。事实上,民俗精英的组合是松散的、非实体的,他们之间既互相联合,又充满纷争,总是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山西洪洞羊獬村一个名叫"三公主"的神明兴废历史,就明显呈现出民俗精英的这一基本特征。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古道、庙宇与村落生计

山东莱芜和庄乡横顶村地处齐鲁交界,当地俗语云：“一个雨点分两半,一半灌淄河,一半灌汶河”,是对该村地理位置的生动而真实的描绘。村中的齐鲁古道忠实地见证了社会经济、家族历史和生活文化的变迁与兴衰,而五座庙宇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深刻地反映了当地的特殊历史进程,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神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功能及香火有一个明显的历史的消长过程。这一消长过程,和村落生活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村民的生计来源与对各类神灵的信仰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庙宇、村落位置、家族历史进程以及村落生计形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